1938年，德、意、英、法四国首脑签订慕尼黑协定，命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纳粹德国，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又进入了被占领时期。“但即便在被占领时期，捷克亦有出色的作家和作品。”高兴举例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红色经典《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尤利乌斯· 伏契克（1903-1943），还有恰佩克、万楚拉，“他们都被德国法西斯杀害了，但他们的作品还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捷克文学的存在。”
而第二次繁荣则源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有瓦茨拉夫·哈维尔（1936-2011）、米兰·昆德拉（1929-）、伊凡·克里玛（1931-）这三位并称为“捷克文坛三驾马车”的大家。“这些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比如我们现在会提到的‘布拉格之春’中以作家的身份发挥了特别积极的作用。昆德拉的代表作《玩笑》就是在60年代初出现在捷克读者的视野中的。”
1968年8月，捷克“布拉格之春”以被镇压告终。“这时捷克文学重新跌落低谷。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候，捷克作家还是用他们的方式让作品发出声音。所以我认为捷克作家最让人钦佩的是他们的道义感和责任感。每次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关键时刻，我们都能看到捷克作家的身影。这是许多捷克作家，也是许多东欧作家感人的一面。”高兴说，比如伊凡·克里玛的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对捷克的20世纪历史进行梳理和反思，“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道义感和责任感。”
捷克何以有这么多
文学大家？
在高兴看来，捷克文化其实由三种组成：本土文化、德语文化和犹太文化。因此，用克里玛的话说，捷克文化是一种“奇妙的混合”。
“卡夫卡一辈子在布拉格生活，可谓布拉格作家。有意思的是尽管卡夫卡和哈谢克是同一代人，还在同一年出生 ，但是他们代表着两种文化。捷克明信片上会印着哈谢克和卡夫卡举着酒杯一起喝酒，但其实这是人们的想象，这两人一生都没有碰过面。”
但三种文化的共性在于，文学成为他们抗衡黑暗的武器。即便最困难的时候，捷克作家也没有停止写作。高兴认为，某种程度上，捷克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比如家喻户晓的《好兵帅克》及其作者哈谢克。“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都给骂了。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
“我认为哈谢克最大的贡献是他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 确立了一种传统，那就是幽默和讽刺。”高兴说，在《好兵帅克》中，哈谢克的幽默和讽刺恰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在高兴眼里，几乎所有捷克作家的作品都会散发出幽默的气息。但他们的幽默又是那么的不同：哈谢克的幽默中藏着嘲弄，昆德拉的幽默中具有冷峻，哈维尔的幽默中包含荒诞。连塞弗尔特的诗也充满了幽默。“但在塞弗尔特的幽默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是亲切、自然和情趣，而这些都出自温柔。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所说的那样：‘他歌颂鲜花盛开的布拉格和春天。他歌颂爱情。他是我们时代中一位真正伟大的爱情诗人。他歌颂所有的女性——姑娘、学生、有名的和无名的，年轻的和年老的，包括他的母亲——世上他最爱的人。’”
“一个小国面临着许多强权，在军事上难以和大国抗衡。在一次次被侵占、吞并中，国家主权随时可能被剥夺。而文学在这时候就成为一种特殊的武器。比如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后，很多捷克作家就以地下方式进行创作。”不仅捷克如此，高兴还拿波兰举例，这个在历史上也曾一次次被侵占吞并的国家。“在波兰主权都还没恢复的时候，恰恰是获得诺奖的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维奇让人们想到波兰的存在。”他感慨，对捷克、波兰、匈牙利这些小国来说，有时恰恰是文学表明了它们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