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父亲原来常因报国无门而感到苦闷、迷茫，而这个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工作可以为民族争光，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联系起来，精神面貌就一下子振作起来了，所以他下决心要把翻译莎士比亚这项工作做好，为国争光。”朱尚刚说，从此以后父亲一改原来“孤独、寂寞、彷徨”的心态，进入了莎士比亚的世界。
两本词典，两度重译
朱生豪在反复研读全部莎剧和尽可能搜集不同版本后，于1936年开始动笔翻译。
因为莎剧原文是中古英语的诗句，如果仍然按照诗句来译，朱生豪认为，不但难度大，而且在语言使用上受到很大限制，难以达到通俗、流畅的要求。几经斟酌后，他决定采用散文体进行翻译。
到1937年夏天，朱生豪已经译完了莎士比亚的多部戏剧，预估到秋天可以把第一分册“喜剧”部分全部完成。但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火打断了他的翻译计划。
“父亲居住地首当其冲。他只得连夜仓促出走，什么都来不及整理，只带了一个藤箱，里面装了一本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少量的稿纸和几件衣服。”第二天，朱生豪准备冒险去取回已经交给世界书局的译稿，但是那一带已经一片混乱，无法通行，而世界书局总部更是被日军占领。
“父亲一年多来的全部译稿以及千辛万苦收集起来的各个版本的莎剧、参考资料以及其他书籍用品全部都散失掉了。”朱尚刚说，虽然后来有两个剧本译稿找了回来，但那时朱生豪已经重新翻译了。
朱生豪回到了家乡嘉兴，后又辗转多地，直到1938年，才冒险重回上海“孤岛”，后又进入中美日报工作。在这期间，朱生豪的翻译工作没有停止，他还是从《暴风雨》开始从头进行翻译。然而这部分的译稿又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占领整个上海而没能保存下来。再次逃离上海后，1942年5月，朱生豪在与宋清如举行了简而又简的婚礼后，去常熟宋清如娘家暂住半年，后又回到了常熟老家。
“那时他仅有的工具书只是两本词典——《牛津词典》和《英汉四用词典》，既无其他可以参考的书籍，也没有可以探讨质疑的师友。他所耗费的精力，确实难以想象。”朱尚刚说。
由于超高的脑力支出，加上贫困而得不到必要的营养补充，1944年6月，朱生豪在翻译完《亨利五世》的前两幕后不得不放下了笔，于当年年底因肺结核、肠结核等并发症英年早逝，时年仅32岁。
“准确地说是五部半历史剧没来得及翻译，就走了。他最大的遗憾是‘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朱尚刚不无慨叹地说道。
吸收国际莎学成果，
提供另外一种莎士比亚
尽管受限于时代、条件和个人风格，朱生豪的译本难免有不善之处，但流传半个多世纪以来，朱译莎剧已经成为广受读者喜爱的经典译本。
“朱生豪这么一座丰碑在这里，我们怎么超过他？只能和他显得不一样。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他接触、认识到的莎士比亚就不一样。”张冲谈到诗体新译的初衷这样说。
1991到1992年期间，张冲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时，在书店偶然看到了莎士比亚的第38部戏剧——《两贵亲》，很喜欢，而恰巧自己的博士论文正是写莎士比亚研究，所以就决定试着翻译。这部新发现的莎剧，其实在1970年代国际上已经归入了《莎士比亚全集》，但中国这边却鲜有知道的。
张冲开始翻译时，并不知道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孙法理也在翻译，只是觉得面对基本都是散文体的莎剧翻译，何不尝试一下用诗体的形式来翻译呢？翻译完成后，张冲将其拿给方平看。方平读完以后觉得很好，而当时方平正在做莎士比亚诗体全集的翻译，就邀请他加入进来。除了《两贵亲》外，张冲还翻译了四部传奇剧，和一篇被认为有60%可能性是莎士比亚最早一部剧的《爱德华三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