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专访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教授千野拓政 谈中日当代青年文化观察
在中国，有几位用中文写作的日本作家颇有人气，如新井一二三与吉井忍。图为吉井忍与她的新作《东京本屋》书封。
千野拓政对中国作家笛安的作品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和《南音》）有不错的评价。
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日本作家青山七惠（代表作《一个人的好天气》），其实在日本不算很有人气的作家。
千野拓政
这些年，在中国，有几位用中文写作的日本作家颇有人气，如加藤嘉一、新井一二三、吉井忍等，这几位东洋人运用中文的娴熟程度足以让我们中国人汗颜。而在日本学术界，也有这样一个能把中文说得比中国人还流利的学者，他就是千野拓政。
千野拓政何许人也？他是这么解释千野这个姓的：千就是千万别忘的千，野是野蛮的野，千野就是千万别忘记那个野蛮人。千野老师目前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的教授，长期致力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
近些年，他从传统的文学研究慢慢转向文化研究，最大的关注点是当代青年文化，这位年过六旬、有着一头鲁迅般硬朗银发的学者关注的是年轻人最关注的东西：动漫、轻小说、网络游戏、二次元。
作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访问教授，千野老师这学期在上大开课。早报记者旁听了最后的一堂课。有意思的是，课堂结束之际，千野老师向在场的中国硕士生、博士提问道：你们感觉到希望多还是绝望多？
之所以问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想了解中国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在课后，早报记者和千野老师聊了聊他对中国青年作家的看法和当今日本、中国青年文化的观察。
中国80后作家的作品
应展现中国年轻人的状态
东方早报：在NHK的中国语讲座上，你把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作为教材使用，为什么选择这部小说？
千野拓政：那个讲座的一个目的是介绍中国的现状和文化，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向日本公众介绍中国当下青年人的文化。因为是语言的讲座，所以我主要选择了三个文学材料，一个是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一个是阿乙的小说，还有一个是刘慈欣的《三体》，当时他还没获得雨果奖。虽然韩寒已经过去了一些，但他对中国社会发挥的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
东方早报：那你个人怎么看待中国80后这一代作家的作品？
千野拓政：当然每位作家都不一样。比方，笛安是我的朋友，她的小说我是感兴趣的。因为中国没有少女小说，在日本等其他国家，有少女小说的传统。但是笛安的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和《南音》）可以看成是少女一类的作品，所以比较有特色。阿乙（不过阿乙其实出生于1976年）也比较有特色。但总的来说，80后作家发挥他们的时代精神的不太多。
东方早报：这些作家在日本的接受度怎么样？
千野拓政：几乎没有介绍过。韩寒的《三重门》有介绍过，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有介绍过。基本上这一代中国作家在日本没什么人气。有一个可能性是，比如郭敬明的小说百分百原创的不多，《幻城》就是模仿日本漫画，所以在日本读者看来就不是很新颖，他们已经看过这种小说了。
再比方说，张爱玲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但是日本翻译张爱玲的作品很少。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日本文学里本来就有很多描写女性心理的细腻的东西，那么对于日本读者来说，张爱玲这样的作品就没有特色。
中国的80后作家面对的现实跟日本的80后作家面临的现实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要做的是怎样在作品中面对中国的现实，展现中国年轻人的状态，而这部分内容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如果能把这部分内容充分表达出来的话，我觉得中国的80后作家肯定能吸引海外的读者。
青山七惠在日本的人气
远没在中国那么高
东方早报：我之前读青山七惠的小说，觉得她写的日本年轻人的那种孤独感、不善于社交、宅等这些方面和村上春树似乎有某种相似性。但这两人是不同代的作家，怎么理解这种共通性？
千野拓政：这个问题很微妙。虽然青山七惠获得芥川奖，但在日本她不算有人气的作家。而她在中国非常受欢迎。
东方早报：为什么她在日本没那么高的人气，但在中国知名度这么高呢？
千野拓政：这个我也想问你了！一个原因，青山他们的小说也是反映日本社会的现实，但是他们反映现实的方式不太一样。比如鲁迅的小说，给读者的感受是，不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他还会让读者思考。青山他们的小说，确实给读者共鸣，他们觉得社会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小说很多，比如今年上半年获得芥川奖的作品《便利店人生》，写的是在便利店工作的女性的生活心理状态。
东方早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日本读者读了这样的作品后有共鸣，但产生的效果只是对于现状的一种肯定，而不是像读鲁迅那样进而反思现实，产生某种行动的勇气。
千野拓政：对，非常对！这样的作家非常多，所以其实青山七惠不是独特的。我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中国读者喜欢青山七惠，可能他们读了她的作品后，认为日本社会是这样的，或者说，跟中国某种程度上差不多吧。
东方早报：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在文化上日本一直在东亚起着引领的角色。所以当中国读者看到青山七惠这样的小说后，看到日本的“飞特族”后，会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未来？
千野拓政：有可能。村上春树初期进入中国时，也有这样的功能，给中国读者介绍日本社会某种现代化的生活。但青山七惠和村上春树还是有一点不同，中国的读者对村上春树感到共鸣，然后从中获得治愈和救济。
东方早报：之前你评论村上春树的《1Q84》时，你认为这个小说和他之前的小说有很大不同，村上春树在向我们展现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或者给读者一种行动的可能性，这种变化也体现在他近两年发表的作品中吗？
千野拓政：1995年，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后，他的作品开始发生变化。为什么呢？村上是这么说的，人的一辈子是受伤的过程，但是受到的伤不能直接表现出来，人要通过故事来表现这种伤痛，所以他讲究故事。但是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他也讲了故事，非常荒唐的故事，但是他的故事吸引了非常多的日本年轻人，那对村上来说，是麻原的故事强呢还是他的故事强呢？他认为小说应该有比麻原的荒诞故事更强大的东西。《1Q84》很有意思，描述的是有可能存在的另一个1980年以来的日本历史，跟以前的作品相比，针对现实的要素更多。
文学对年轻人
已经丧失了启发作用
东方早报：在一次活动中，你提到，简·奥斯丁那个时代虽然封闭，但他们的作品帮助当时的人们打开外部的视野，但今天的小说失去了这一功能，这是什么意思？
千野拓政：以前读者看鲁迅、王安忆、莫言等人的文学作品时，会受到某种启发。但现在的年轻人读这些作品时，无法感到那种启示。小说和他们的现实差距很大，所以文学作品让他们感受到真实的功能越来越小。对于年轻人来说，小说已经丧失了启发的作用。
村上春树有可能是无意识中适应了读者群变化的极少数作家之一。年轻人看动漫、轻小说，他们也知道这些作品没有深度，但他们寻求的跟之前的纯文学作品不一样。我相信他们需要有深度的文学作品，但是吸引他们的有深度的作品现在没有。
东方早报：我看到你的研究文章里说过去的读者追求的是故事，今天的读者追求的是人物（character），什么意思？能举个例子吗？
千野拓政：比方说，《三国演义》里有很多的角色，但是有《三国演义》的故事，才有这些角色。但现在是把这些角色抽离出这些故事，在游戏上玩都可以的。我觉得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的漫画BonoBono。这个漫画本来没有故事，但里面有不少角色，读者欣赏的是这些角色。
东方早报：你的这个说法让我想到日本的评论家东浩纪在他的《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里的说法，他似乎也有类似的说法。（在书中，东浩纪认为御宅族代表了一种新型主体，他们读取的是一个个小故事，而不是作为整体的提供深层意义的大叙事，他把这类主体命名为“资料库动物”。）
千野拓政：没错，我同意他提出的资料库动物的说法。现在的年轻人不是看一个整体的作品，而是抽取某些部分，自己脑子里有一个资料库，然后形成一个他自己的世界。
东方早报：东浩纪在讲资料库动物这种新型主体时，还说到他们的交往方式里面是不需要他者的。这个让我想到今天很多报道说日本年轻人越来越性冷淡，他们甚至没有线下的性爱，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虚拟的方式获得满足，而不愿意去线下面对面谈恋爱。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不需要他者的主体？
千野拓政：我觉得不是，东浩纪的思想没有把握好当下的现实。年轻人需要他者，他者非常重要。对他们来说，交往本身是重要的，但交往的内容、交流什么内容不重要。
穷人家的孩子
现在上不了东京大学
东方早报：刚才有学生提到二次元的问题，你认为年轻人沉迷于二次元是逃避现实吗？
千野拓政：当然有逃避现实的成分在，但不能责怪他们。今天问学生，感到希望多还是绝望多，绝望多的占多数。在这么缺乏希望的世界，我们能责怪他们不能面对现实吗？
东方早报：你之前也写过一个文章，你说日本年轻人是“幸福国度里的绝望青年”，今天来看，你觉得日本年轻人比几年前更绝望吗？
千野拓政：我觉得是分阶层的。在中国，考上硕士的博士的跟农民工遇到的现实肯定是不一样的。日本也是一样，年轻人开始分阶层。我们早大的学生的父母50%以上是早大毕业生，这种情况在东京大学的比率更高。
日本分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国立大学学费比较便宜，以前东京大学的好处是，如果你成绩好的话，没钱也可以上。现在不是了，你要是没钱上补习班，父母不是律师、医生这个阶层的话，考不上东大的。当然，就算你高中、大学拿到助学贷款，这个贷款是要还的，毕业后能不能还掉？
东方早报：现在不只在日本，在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年轻人似乎都普遍有种无力感、绝望感。
千野拓政：是的，我以前调查了一些城市，香港、台北、新加坡，这是共通的心理。现在我扩大了调查范围，韩国、印度、美国、欧洲，结果还没出来，但我估计差不多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