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在书页上写道：“扶桑，‘不小巧的女子’，她经历的一切，就像是苦难的代名词。这是一部关于十九世纪北美洲移民浪潮的史诗性作品。”
《扶桑》当年的发表过程也值得一提。创作《扶桑》时，严歌苓只身涉过重洋，到美国攻读艺术硕士学位。其时她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常常处于近乎疯狂的写作状态中，完成之后她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后来她看到台湾《联合报》征文启事，遂以一个无名的写作者投稿，竟意外地斩获第一名10万元大奖。如果没有这次贸然投稿，《扶桑》的手稿也许会和她的好多成品半成品一起被塞在地下室里，永不见天日。
“扶桑对整个东方世界具有高度的象征性”
坐在记者面前的严歌苓优雅从容，很难想象她之前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时，我刚到美国，整天‘累呀累呀’地活。学校的电梯一样的挤，我嫌别人，也怕人嫌我。打工的热汗蒸着我，连自己都嗅出一身的中国馆子味。我总是徒步上楼，楼梯总是荒凉清净，我总是在爬楼梯之间拿出木梳，从容地梳头，或说将头发梳出从容来。我不愿美国同学知道中国学生都这样一口气跑十多个街口，从餐馆直接奔学校，有着该属于牲口的顽韧。”
《扶桑》的主人公是一位妓女，她总是从容甚至带点“麻木”地张开双腿接受一个或者多个男人，书中也不乏这样的句子：“（扶桑）她跪着，再次宽容了世界”。
然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琼花在《扶桑》中看到了“一部残酷的移民血泪史，东西方两种文明、两个种族之间曾经对立、猜忌、误解的历史”。
在她看来，扶桑笨拙雍容的体态、慈憨寡言的心性、饱受摧残的经历，对近代东方世界具有高度的象征性。琼花指出，这部小说不是简单地描写血仇，恰恰是通过扶桑所表现的无边的爱与宽宥，来呈现不同文明与种族间的差异性、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重性。惟其如此，对这部小说和其中的人物才产生了多种解读甚至误读。
（早报记者 赵振江 实习生 高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