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她的关注，是超越文学的全球性共振
随着新作《二手时间》中文版的出版，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再度成为中国文学界的关注热点。她的创作几乎不在文学的传统中，从起步阶段开始就坚守在口述实录的写作中。她对虚构性写作有天然的抗拒，曾说“我的耳朵在任何小说化的作品中都能听到虚假的声音”。就是这样一位写实性的时代记录者，最终以坚实的写作，得到了世界的尊重。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我收集每一寸光阴”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诺贝尔奖领奖台上曾说，她小时候听过很多次“疲惫的村妇们”讲的故事，“这些妇女没有一个人有丈夫、父亲或者兄弟。二战之后，我几乎看不到村子里有男人出没。”但这些女人的话题“并不提及死亡，却往往是关于爱。她们会一遍遍讲述当她们男人上战场那天，她们是怎么和他们告别;讲述战后她们是如何等待他们的归来，并且一直等待;许多年过去了，她们仍然在等，甚至不在乎男人是否缺胳膊少腿。”
这样的故事当然是痛苦的，但痛苦的故事被当事者温情表达的时候，事情的内核就发生了转移：悲剧性被讲述者巨大的承受力所稀释，生活不但变得可以继续，而且发散出源源不断的暖馨。这类的画面在她的记述中一再出现：
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她家旁边的一张长凳上，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她的乳汁里还有铯———她俨然就是切尔诺贝利的圣母玛利亚。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
这是一幅走出绝望的再生图，来自女性生命的深处，是母性力量的核心特征。这一特征在近代工商社会形成之后，被日常生活的消费性一天天消解，日渐消失。即使很多人在理念上崇尚坚韧不拔，行动上却预留了宽敞的转向空间。阿列克谢耶维奇十分幸运，她是在不知不觉中，浸染在村妇们的叙事中，渐渐给人生打了个底，把痛苦置放在可接受的预期中。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这是她后来能够直面人类苦难进行非虚构写作的关键。《纽约时报》评论中说：“她的作品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这也是很多读者的共同感受。读她的书要有承受黑暗的充分准备，赤裸裸的悲惨画面层层逼来，每一页都令人痛惜。读者如此，写作者的沉重不言而喻。但她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面对，一笔一笔描画出来，这就不仅仅是勇气，必然有另一种比痛苦更伟大的原始性力量支撑着内心。《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有这样一个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细节：
我从前线回来，头发全白了。我才二十一岁。……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相信你会回来，我白天黑夜都在为你祈祷呀。”我哥哥已经在前线阵亡了。妈妈痛哭着说：“无论生儿还是生女，如今全一个样。不过，他到底是个男子汉，有义务保卫国家，而你却是个女孩子。我总是在向上帝祈求：与其叫你受伤，倒不如被打死的好。我每天都要去火车站等火车，有一次看到一个被烧伤破相的女兵……我猛地一哆嗦，以为是你!
这样的观察，需要最大限度地贴近生存的苦痛，在生死一线的挣扎点上看到人的极限，看到常人在极端的困境中如何变得坚韧。她的主要作品都是对现实苦难的极度介入，每一本都验证着她的话：“每个时代都有三件大事：怎样杀人，怎样相爱和怎样死亡。”这可不是文学的渲染，而是来自最切肤的体会，光是写作《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她就花了4年时间，深入200多个城镇农村，先后采访500多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人。她不但从女性的角度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本相，还发现了以往写作的本质：“关于战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男人口中得到的。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获了，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她的不凡之处，在于靠女性的亲和，一再逼近历史的现场，获取最原生的画面。这让人想起著名战地摄影师卡帕的真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近些，再近些，这就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