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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更乐于看到小说角色“出逃”

2016-11-23 16:00:00    文汇报  参与评论()人

■本报记者许旸

小说家究竟是如何设计笔下人物走向的?作家严歌苓日前携最新散文集《非洲手记》来沪,无论是在上海图书馆与评论家陈思和对话,还是在上海书城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扬对谈,台下读者的好奇心都指向了上述这个提问。

出乎意料的是,比起“控制”小说角色,严歌苓更乐于看到角色的“出逃”。她直言,自己写小说最兴奋的瞬间,就是发现人物脱离作者意志,沿着自己的逻辑和轨迹前行的那一刻。

“有些情节和人物言行是安排规划不出来的。因此,角色的“逃离”,有时意味着故事本身发酵够了,更强大、完整的小说世界被大量细节搭建出来,这往往带给我意外的惊喜。”她如是描述创作心路。在评论界看来,严歌苓小说叙事风格的传奇色彩,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人物柳暗花明的命运走向。陈思和评价说,严歌苓小说最吸引他的特质就是,“故事一直不停处于反转当中,人物塑造常常挑战了读者认知的惯性,予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但仔细想想又颇具合理性,足见作家对人性的洞悉和把握”。

严歌苓至今创作出20多部长篇小说,且大多被改编成影视剧。这份市场吸引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严歌苓小说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生活本身是足够精彩、出人意料的,有时候小说家绞尽脑汁创造意外,但处理不慎或小说叙事技巧不到位,反而会弄巧成拙,‘辜负’了生活百转千回的冲突元素。”她说,小说家在塑造人物时需要大量细节,让丰富、可信的细节充盈在故事里,哪怕人物偏离了预设路线甚至站到了路线的反面,都呈现了故事最自然的生长,反而会点燃小说的高潮,让小说变得摇曳多姿起来。

但驾驭角色的“逃离”,也意味着作家必须有扎实的生活积累,有足够可信的细节支撑,让读者不由自主地关心起人物的命运走向。“其实,再离奇的故事,小说家都需要用细节去填充,这样一来,无论这个故事多么戏剧化,依然是令人信服和认同的。这就是创意写作课程中常常提到的戏剧平淡化。如果生活中最普通的平凡人,都能从小说中找到一定的认同感,那说明这个小说就活了,拥有了自己的内在生命力。”

在评论界看来,无论小说是否冠以“史诗”之名,严歌苓其实并不热衷架构宏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将历史内化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在生活潜伏的一面里测试人性强弱,写出属于人间烟火的心灵史,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杨扬谈到,与那种理想主义文学写作不同,严歌苓更多带有市民世俗精神的气质。“她更喜欢那些小人物,一点都不惊讶这些人身上的陋习或难以抑制的欲望。她理解他们,但有一种节制的处理方式,这或许是乡村诗意消退之后,文学所独有的冷静。”

一直以来,小说家所扮演的角色,各有各的说法,莫言说是报信人,王安忆说是讲故事的人,而巴尔扎克强调小说家是书记员。在杨扬看来,严歌苓的创作更新了他对小说家身份的认识。“小说家是讲故事的人吗?或许是,或许不是,小说家还有更为重要的担当。”他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在一般写手眼里,充其量就是女人出轨的故事,但托尔斯泰却将它变成了照见俄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因此小说的不凡之力,在于以世俗故事打开作品之门但又有所提炼。这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责任编辑:刘畅 CC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