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许旸
小说家究竟是如何设计笔下人物走向的？作家严歌苓日前携最新散文集《非洲手记》来沪，无论是在上海图书馆与评论家陈思和对话，还是在上海书城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扬对谈，台下读者的好奇心都指向了上述这个提问。
出乎意料的是，比起“控制”小说角色，严歌苓更乐于看到角色的“出逃”。她直言，自己写小说最兴奋的瞬间，就是发现人物脱离作者意志，沿着自己的逻辑和轨迹前行的那一刻。
“有些情节和人物言行是安排规划不出来的。因此，角色的“逃离”，有时意味着故事本身发酵够了，更强大、完整的小说世界被大量细节搭建出来，这往往带给我意外的惊喜。”她如是描述创作心路。在评论界看来，严歌苓小说叙事风格的传奇色彩，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人物柳暗花明的命运走向。陈思和评价说，严歌苓小说最吸引他的特质就是，“故事一直不停处于反转当中，人物塑造常常挑战了读者认知的惯性，予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但仔细想想又颇具合理性，足见作家对人性的洞悉和把握”。
严歌苓至今创作出20多部长篇小说，且大多被改编成影视剧。这份市场吸引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严歌苓小说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生活本身是足够精彩、出人意料的，有时候小说家绞尽脑汁创造意外，但处理不慎或小说叙事技巧不到位，反而会弄巧成拙，‘辜负’了生活百转千回的冲突元素。”她说，小说家在塑造人物时需要大量细节，让丰富、可信的细节充盈在故事里，哪怕人物偏离了预设路线甚至站到了路线的反面，都呈现了故事最自然的生长，反而会点燃小说的高潮，让小说变得摇曳多姿起来。
但驾驭角色的“逃离”，也意味着作家必须有扎实的生活积累，有足够可信的细节支撑，让读者不由自主地关心起人物的命运走向。“其实，再离奇的故事，小说家都需要用细节去填充，这样一来，无论这个故事多么戏剧化，依然是令人信服和认同的。这就是创意写作课程中常常提到的戏剧平淡化。如果生活中最普通的平凡人，都能从小说中找到一定的认同感，那说明这个小说就活了，拥有了自己的内在生命力。”
在评论界看来，无论小说是否冠以“史诗”之名，严歌苓其实并不热衷架构宏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将历史内化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在生活潜伏的一面里测试人性强弱，写出属于人间烟火的心灵史，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杨扬谈到，与那种理想主义文学写作不同，严歌苓更多带有市民世俗精神的气质。“她更喜欢那些小人物，一点都不惊讶这些人身上的陋习或难以抑制的欲望。她理解他们，但有一种节制的处理方式，这或许是乡村诗意消退之后，文学所独有的冷静。”
一直以来，小说家所扮演的角色，各有各的说法，莫言说是报信人，王安忆说是讲故事的人，而巴尔扎克强调小说家是书记员。在杨扬看来，严歌苓的创作更新了他对小说家身份的认识。“小说家是讲故事的人吗？或许是，或许不是，小说家还有更为重要的担当。”他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在一般写手眼里，充其量就是女人出轨的故事，但托尔斯泰却将它变成了照见俄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因此小说的不凡之力，在于以世俗故事打开作品之门但又有所提炼。这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