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制度到了宋代已经烂熟，或者说登峰造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官，可以像宋代文官那么风光。包括宋代历朝皇帝在内，大家都信奉天下共治是“祖宗故事”，即皇帝与宰相、内阁（百官）共同治理国家。实际工作起来，往往“虚君实相”。宋仁宗想给一个治好了他的病的御医封官，两度被给事中驳回，因为不符大宋官职任命条例。皇帝老儿的诏书，若无宰相附署，则是废纸一张。即便宰相附署了，下面还有两道关要过，才能“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在“乾纲独断”的明清两代的皇上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该灭九族。
宋代法律之繁密全面，以至于一个人穷尽一生精力智慧，制订一项新法，不料却悲催地在法律汇编里发现，类似的法条早就有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宋太祖给子孙留下“誓碑”，其中有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纵观赵宋，十八帝，三百一十九年，仅高宗破例杀过一位太学生，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史都是非常罕见和难得的。但这绝非作者所云的“大宪章”之意。宪章的古典意思，指公开颁布的典章制度，而“誓碑”却藏在太庙密室，唯皇帝一人能见。它距离宪章的现代意义就不止十万八千里了，而只能是狭义的祖宗法。
读了该书，我们会兴奋，哇，原来宋代这么牛！很容易忘了靖康之耻就发生在强大的北宋末期。宋室南渡的原因很复杂，也不能作为反驳宋代文明高度发达的论据。世界史上，不文明的国家或民族，打败先进文明的国家或民族的例子很多。但我们要问一句，宋代如此先进，甚至接近了现代社会，何以灭亡？既然11—13世纪中国就已产生了近现代化特征，何以到了19世纪，中国的近现代化转型还显得那么举步维艰，几近胎死腹中？吴钩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因为不是该书主旨，他并未深入。算是该书缺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