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认为, 太平天国的制度在许多方面均因袭了中国的传统。譬如《天朝田亩制度》就有唐初“均田制”统制经济的痕迹。尽管“太平天国土地纲领必然对贫苦农民和无地劳动者有着广泛的吸引力”,但“纲领中的统制经济调子符合用严重官僚化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的中国传统。”此外, “太平军的宗教经文中可以发现民间的佛、道两教的一些残余,而它的种族主义用语又有不少是因袭了过去的种族运动。”总之, 在孔飞力看来, “这个君主制度的外部结构、官僚组织和土地制度体现了许多取自本国文化的空想内容”。因此,他反对把太平天国完全看作是西方入侵后, 基督教文明在中国的一次实践。当然, 孔飞力并没有否认基督教教义的一些内容对洪秀全所产生的影响, 因为基督教教义的一些内容毕竟已溶于洪秀全的思想之中。但是, 孔飞力认为, 正是由于太平天国关于救世主教义宣传的排他性, 与中国的传统发生冲突, “妨碍了太平军与其他叛乱集团的合作”,他们这种“摒弃传统的社会价值制度”,使“他们更难于把势力伸展到所占城镇以外的农村内地”。这样, 孔飞力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及它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
美国有许多学者认为“地方自治”是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个全新概念, 与中国的传统相差甚远。而孔飞力经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与之相反。他认为, “地方自治理论在中国的政治理论中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 并对后来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 许多中国的政治改革家都是在这一传统中汲取智慧, 从清初的顾炎武到后来的冯桂芬、康有为、章炳麟、孙中山, 无不例外。顾炎武是晚清以来主张“地方自治”论的先声, 晚清以来许多思想家常引用顾炎武关于郡县制和封建制( 即分封制——作者注) 讨论的内容, 试图通过对顾炎武关于封建制相对于郡县制更有积极意义这一思想的发挥, 来说明中国也应当实行“地方自治”。孔飞力指出, 这就是近代以来许多中国思想家的一个共性, 他们往往习惯于在传统中寻找理论根据, 因此其思想也就与传统——特别是加强中央集权,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曾被后世学者所推崇的顾炎武, 在《日知录》中所称的: “夫惟于一乡之中, 官之备而法之详, 然后天下之治, 若纲之在纲, 有条而不紊”,其原意还在于加强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对此, 孔飞力还作了一系列的具体分析:
黄遵宪从日本引入“地方自治”观念后, 冯桂芬、梁启超、孙中山、章炳麟所讨论的“地方自治”,都不是伸张民权, 而是追求国权, 以致于使一个原本以伸张民权为宗旨的西方观念, 引入中国后, 仅仅只有“地方自治”这样一个西方术语, 而此术语所涉的内容仍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精神。孔飞力以冯桂芬为例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认为, 冯桂芬虽然曾在上海度过一段时期, 似乎也知道一些西方代议政府运行的一些惯例, 并因此可能 “和自己( 指冯桂芬—— 作者注) 身上的封建传统引起共鸣”,但迄今为止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西方这方面的观念曾左右过冯桂芬的思想, 尽管冯桂芬提出的改革措施看上去是如何地貌似“近代”,但他的每一个建议都可以从中国自己的传统中找到渊源。同样, 康有为采纳顾炎武关于“封建制”的思想, 也只是为了利用地方精英来“维持帝制”,强化中央集权, 以为“只有让中国人在管理他们自己的地方社区活动中经过长期的锻炼, 他们才能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中求得生存”。而立宪运动的最大批评者——章炳麟, 虽然对康梁主张的通过“封建制”建立“地方自治”的浪漫主义设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认为这是把历史拉回到封建式地方行政管理的方式中去, 是历史的倒退；但是, 透过章炳麟不遗余力地对立宪派进行攻击的文字, 可以看出: “他自己很欣赏中国的封建时代: 它的尚武精神, 它的地方意识, 它紧密的社会控制, 以及平民与贵族的上下联成一体。”[16]章炳麟赞扬唐开元年间施行的严格的控制措施, 极力主张行政改革就是要加强对官僚队伍的控制, 这说明他对中央集权的加强也是情有独钟。至此, 在孔飞力笔下, 章炳麟与立宪派在加强中国“传统”就有的中央集权体制方面, 对立的双方又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