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书记
在农历新年的喧闹尚未完全散去的夜色之中，传来华东师大政治系青年学者江绪林自戕身亡的不幸消息。在痛惜之际，学界更震动于逝者生前苦苦执着的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追问，而其遗言中对藏书的处理吩咐，也让读书人闻之唏嘘。
关于生与死的抉择，西哲多有言述。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死是“趋向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 death)，也就是说，人活着、生存着的方式就是“向死存在”的方式，即“向死而生”。那么，人只有积极地面对死亡、思考死亡才能获得生之存在的意义，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畏死”不是贪生怕死，而是活在死之中，“向死”而筹划自己，实现自己。科耶夫吸收了海德格尔的生存-死亡观，承认“人的理想只有通过终有一死和知道自己终有一死的人才能实现”，进而认为基督教的理想王国只能在此世、在地上的国家中实现。在哲学、政治学与神学之间，“向死而生”肯定了人的存在价值；也肯定了只有通过“生死斗争”，人才能体现自由的本性，并且更能体验生存的偶然性和特殊性。
从西哲的殿堂回到这个浓黑的春寒之夜，我想起艾特玛托夫在《白轮船》的结尾处写道，那孩子已经永远地游到河里去了，“我”的内心如何被强烈震撼：“我现在只能说一点——你否定了你那孩子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而这一点就是我的安慰。你生活过了，像亮了一下就熄灭的闪电。……不管世界上有什么在等待我们，只要有人出生和死去，真理将永远存在……”那么，不管世界上有什么在等待我们，只要还存在我们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这就是“向死而生”的时刻。
读《审美政治化：德国表现主义问题》（曹卫东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该书是“德国学术”的第三辑，核心议题是“德国表现主义”如何将艺术引入政治领域，审美又是如何被政治化的。该书前两辑分别讨论了德国魏玛时期的社会运动“德国青年运动”和政治运动“德国保守主义革命”，从青年运动、保守主义革命到审美的政治性，编者的用意是构成分析纳粹前德国社会思想状况的整体，化解对纳粹德国的刻板认识，力图认识在残暴的历史表象之下涌动的民族精神，要揭示那种远比纳粹政权这个带有历史偶然性的结果要深刻得多的民族精神。这种思考路径与前后呼应的关系是颇为明晰的，用编者的话说，就是关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浪漫主义之后，近代德国如何走向纳粹？
回想起来，我最早接触德国表现主义是在1982年春天，“德国表现主义画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展出，同时出版了一本展览图册。这是中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展示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展览，我至今清楚记得在展厅中受到的强烈震撼，当时我已经感到，德国表现主义不是纯由艺术史发展出来的一种风格流派，而是直觉地把它视作在社会与战争危机的情绪中爆发出来的反抗呼声。后来进一步思考的是，早期表现主义者在思想倾向上的一致性表现为对现存社会的麻木保守性和技术对人的统治性的仇视和破坏的心理，如理查德·谢帕德所指出的：“一切表现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强烈的共同仇恨，来源于他们的信念，即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发展为物质生产服务的智力和意志，忽视精神、感情和想象，正在残害和歪曲人的本性。”（《德国表现主义》，参看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编《现代主义》）当然，仅有这些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本展览图册的“引言”中，保罗·福格特指出，对德国表现主义的任何分析都不能离开两个事实：一是它普遍深信推翻现有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关系的迫切性；二是它所强调的对内心世界的表达是深深地扎根于德国民族的思想与艺术特性之中的（凯伦·格罗霍维亚克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