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中世时期（十二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非农民的社会成员尚未被后来那种强化的“农业社会”意识形态边缘化或被消极看待。在制度上，社会成员被归入两种管理系统。一种是居民，包括武士和农民，他们不依附于其他个体，但有纳税义务。另一种是游民，由职人和特殊地位之人（秽多非人）组成，职人可部分或全部免除纳税义务，秽多非人则不承担赋税。当时的税收就是稻米，无需纳税的社会成员也是没有土地进行稻作的那些人。但这部分与稻田仅有松散联系或已脱钩的群体包括多种职业的社会精英，并与社会政治的权力中心保持着联系。
纵观整个古代和中世时期，虽然稻米的象征性长期通过皇室仪式来呈现，但这种宇宙观并未被限定在皇室层面，实际上民间也分享了极为类似的观念。民俗传说的母题之一就是陌生神把财富赐予具有善良行为和高尚道德的个人。与象征财富的稻米来自天神恩赐相对应的是，稻米的输出方中国位于日本人生活以外的世界，寓意中国就像神一般为他们输送幸福。有了这层意思，稻米在世俗生活中的使用和交换价值就被赋予了市场、税收、利息以宗教的神圣性，所以稻米生产和消费不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是一种宗教制度。
十七世纪以来的日本社会内部和外部结构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在适应时代变迁的文化应答策略中，日本人整体身份认同的语境重构是格外显性的一部分。在内部，幕府法令把原先居民中的武士和农民分离开，管理游民的结构隶属于管理居民的结构。由此，“农业日本”成为支配性的表征，并掩盖或否认了非农业群体的存在。与此相平行，“农业意识形态”成为独尊的思想，非农人口或没有土地的人被边缘化。通过这种机制，社会内部的“我们”和“他者”被成功地区分开。
日本社会与外部新的“他者”的相遇使日本人陷入了身份定义的两难困境。西方人带来了比中华文化更令日本人钦慕的洋货、医学和科学知识，同时日本人也要面对被西方人混淆为其他东方人的尴尬。在这一背景下，主食类型很容易地帮助日本人建立起身份认同的语境，日本人主食稻米，而西方人主食肉类。相对于同样以稻米为主食的亚洲人，是否食用生长在日本土地上的稻米就至关重要了。日本人是通过这个属性把自己与中国人、韩国人区分开的，他们认为后者因食用不同种类的稻米而成为“他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稻米和稻田被选择作为日本人集体观念中“我们的食物”和“我们的土地”的隐喻时，当农业意识形态和稻作农业高调而强势地代表日本的民族国家时，却正是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起步，并伴随着农业生活方式开始式微之时。这一表象与事实之间的悖论充分表明，稻米在日本社会中已经脱离其现实中的经济意义，而成为纯粹的民族共同体的标志物。也是从此时起，稻米的纯洁性被民族主义的目的所利用。最极端的是，二战期间为吃象征纯洁的“纯白米饭”而战成为军国主义的战斗口号。作者尖锐地指出，“在象征实践中纯洁能够被提高到没有政治含义的美学层次；它也可以被容忍充当消极民族主义的帮凶，社会内外的边缘部分和他者在获得个人纯洁的名义下成为替罪羊。”
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食用本国土地上生产的稻米仍是大多数民众的自觉选择。由于日本耕地面积有限，大量谷物与蔬果依靠进口，但稻米一直是日本维护本土农业独立性的核心话题。当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叫停对日出口大豆时，稻米生产随即成为日本本土农业独立性的象征。1987年，日本全国农业协会在声明中表示，国内全部稻米能够保持自给自足，因为与其他作物相比，稻米不仅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还承载了日本文化的原型。九十年代初，细川护熙政府打算对国外开放稻米进口，遭到了民众广泛的反对，个中原因当然包含各方社会团体和政治势力的博弈，但民意调查仍然透露，价格并非消费者的主要考量，也就是说日本人对稻米进口态度和行为并不是受经济理性支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