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另一条历史的暗线，作者指出，战后那些反对天皇制度的日本人，在逻辑上应当拥护进口国外稻米的政策，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公共领域中反对把天皇作为日本民族象征和反对进口加州稻米的声音并行不悖，可见稻米在日本后工业社会中的象征性并不依赖它与皇室制度的联系。颇为讽刺的是，虽然农业意识形态在日本人心目中占有支配地位，但今天大多数人已经完全不知道它与天皇家族渊源深厚的神秘关系。或许，正是现代国家结构的确立与全球市场的日益一体化导致了人们对天皇与稻米在意识形态方面天然关联的遗忘。
可以说，日本人对身份象征符号的选择充满了谐谑的二元对立，全书中“农业”与“非农业”、“干净”与“肮脏”、“本土”与“外来”、“纯洁”与“污染”之类的对比俯拾即是。作者对这种二元性的发现和阐释自有其智慧之处，但这也恰是一把双刃剑，为作者制造了一种不可退让的理论困境。她不得不将材料和论述推向两极以突显对比的强烈，一旦涉及两极之间的灰色地带，那么她所主张的通过区隔自我与他者而获得身份认同的观点就会被弱化。实际上，这种灰色地带也确实存在。比如，有学者指出，被作者解读为稻田或稻作活动的一些浮世绘作品中的场景，其实不带有如此明确的主题倾向。看来，日本文化源流复杂、精巧细腻的特质，连带着由此而生的多种阐释可能性之间的微妙差异，都处处暗伏玄机，要让一本典型的学院派作品在学术圈中讨喜，委实不易。
在把稻米打造成日本人身份象征的过程中，在营造满含乡愁的“农业日本”、“乡村日本”的文化形象方面，人类学家的工作一直在推波助澜。而现在，无论是日本的本土学者还是更广的国际学界都已经意识到，过去半个多世纪所形成的教条印象与现实中日本社会经济传统多样性之间的格格不入。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越来越反过来关注非稻作农业，强调日本生计形态的多样性，试图为刻画日本社会群体的宏观图像注入更多复杂性和包容性。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听说，最近对日本主妇的民意调查表明，当她们知道加州稻米的价格是日本稻米的三分之一时，百分之八十会选择消费进口的美国米。如果大贯教授面对今天这个数据，又会做何想？我很好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