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如何接班
东方早报：那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蒋介石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陈红民：首先继承问题当然很重要，但1972年蒋经国做了“行政院长”之后已尘埃落定。事实上，1972-1975年蒋介石的生活相对悠闲，因为能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办法，比如“反攻大陆”，已然无望，他心里很清楚。剩下的经济建设，他自己也不是太懂，当时在台湾推进“十大建设”，这些工作主要还是蒋经国他们在做。
其实蒋介石晚年就不太考虑很具体的问题了。他身体不是很好，蒋经国每天早晚两次去见他，行政上的事情包括人事等都是蒋经国在面见时汇报，回头再在会上传达，其他人是见不到蒋介石的。
我认为当时蒋介石最关心的是和美国的关系，担心台湾被美国抛弃。因为台湾已经“退出”联合国，如果再失去美国支持，就更加岌岌可危。
从蒋介石晚年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更多地在关心国际大事，包括欧洲、非洲、东南亚国家的局势。对于台湾内部的政治、经济建设不太操心，偶尔会关注人事的布置安排。这里的原因在于，台湾的局面是否能继续维持，不在于他自己怎么努力，而在于国际格局怎么变化。如果变化不好，他就被人家玩掉了。他自己没有任何砝码。
东方早报：蒋介石最终把“接班人”的位置传给了蒋经国，这个“传子计划”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陈红民：我认为一开始是没有所谓“传子计划”的。
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关系原来并不好，毛福梅（编注：蒋经国生母）去世后交流障碍才逐渐少了。蒋介石真正开始培养蒋经国是1940年代蒋经国进入中央干校，那时候他就开始说“革命后继有人”。1949年政局变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只有蒋经国陪着他，这时蒋介石对蒋经国的认识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后来在台湾才真正开始培养蒋经国。
但培养蒋经国接班有两个大的挑战：一方面是美国的态度。蒋经国当时访问了美国五六次，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了解和接触美国，也让美国方面了解他。
第二方面是内部的阻力，比如吴国桢、陈诚这些老一辈“权臣”。早期是通过陈诚和吴国桢两个人的矛盾相互牵扯，当然这不只是蒋经国的问题，甚至还威胁到蒋介石的权威。1965年陈诚去世之后基本上没人能对蒋经国造成威胁，剩下的问题是怎样培养他。所以从“国防部长”再到“行政院副院长”，从军到政的过程，都让他去历练。
东方早报：蒋介石不信任老部下，执意要儿子接班，是否受到大陆时期的经历和教训的影响？
陈红民：不完全是，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原因。蒋介石是一个从传统社会走出来的人，他有现代政治意识但他做不到，甚至他不知道怎么做。我个人感觉，他对未来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没有蓝图。
所以他很多政治经验都来自传统社会。他首先是要确保国民党政权不丢掉。第二，在把他所有的对手打倒的情况下，只有蒋经国能接班，因为他手下已经没有人可以继承他——陈诚去世，吴国桢被赶走，剩下的这些人中，严家淦比较能干，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资历很浅，军队也不会听他的，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办法来领导国民党的政权。
蒋介石心目中的国家领导人，领导的是一个现代社会，比如军权、司法权是分制的，经济交给具体的部门，这就需要领袖必须是全能的，需要全方位的培养。最后就像他自己一样，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全才，继承他的人也必须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