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丧期间行礼之地还不止一处。除了十一月初九继续在督练公所庆贺溥仪正式登基之外，官方至少还在其他两处举行过典礼。一是次年正月初八在长沙府学明伦堂举行恭迎光绪遗诏和慈禧遗诰之礼，另一次则是正月二十在万寿宫恭迎溥仪的登极诏书。由于这两次所迎者均系从京城发出的诏书正本，其意义自然重于湖南本省从电传阁钞中抄录的副本，所以每次巡抚均须提前率僚属士绅步行至长沙北门外的迎恩亭恭候，行礼程式也更加繁复。此外，湖南民间也纷纷哀祭，当时在衡阳石鼓书院主讲的王闿运就在日记里记载了花药寺僧举行的荐福仪式。
由于体例所限，档案所记大多为上述冗长的礼仪程式，而未能对丧礼期间的湖南世相进行详尽描述。不过其中保存的大量往来电文，仍然可以藉此窥见全省官民因国丧而受到的影响。即以最明显的服饰发型而言，除前面提及的官员所服斩衰丧服之外，其余军民人等均着素服，全省学堂学生和驻省八旗、绿营兵役还要以黑巾蒙帽而腰间系上一条下垂的白色布带，当时刚建立不久的警察队伍则要除去制服左袖的金黄红三色警徽，换上三寸宽白布一道，就连马匹鞍鞯等也不可装饰，以上均须成服二十七日后方可除去。理发匠估计要关门歇业数月，因为礼部电文明确要求官民人等均百日不得剃发。
往来电文中规定的示哀之举自然不止于此。全省各学堂学生及职教员工均停课三天，在学堂内素服举哀。军校学生更须停课九天，停奏军乐百日，体操亦不用鼓号。各类官署行文均改用蓝色印泥，伞盖公案等改用黑色，均百日而后方可改回红色。就连各国驻华领馆，也均降半旗二十七天致哀。
在众多例行公事的电文中，这封十月二十四日由岑春蓂发给湖南提督、各镇总兵及各道台知府的电报颇可玩味：
惟国有大故，难免不逞之徒不乘间煽惑。湘省尤关紧要，务望不动声色，严密防范，如有所知，随时酌办电告，并希转知所属及邻近各地方文武一体遵照，至要。
接获国丧消息之初就转发这么一条电报自然并非无故。沅湘之间，重山叠岭，滩河峻激，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自古称为难治。延至晚清，由于反清思想的广泛散播，统治力量又日渐松懈，更使湘省成为了一引即发的火药桶。据湖南省志大事记所载，仅同光年间全省就发生了数十起规模较大的会党起事或少数民族事变，而由水旱灾害等激起的零星民变、流布全省的反传教运动、湖南革命党人在外省发动的起义等尚不在其数。如此看来，岑氏的担忧和防范也可算得上“老成体国”了。
可能“严密防范”的措施的确发挥了作用，一百余天国丧期间湖南居然阖省安宁，并无大事。不过，仅仅一年多之后，长沙便爆发了惊动天下的抢米风潮，不满米价腾贵的市民甚至烧毁了巡抚衙署，岑春蓂也最终被迫去职；而到了1911年底，湖南更是在全国率先响应武昌起义而宣示独立，不过百日，清廷即告覆灭。
威权政治人物的去世注定将对既有体制造成巨大冲击，这可能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通例；但如果说到具体对普通民众产生了何种影响，则又因文化传统、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的崩溃也正可追溯到斯大林的去世以及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相比之下，不论是在这份办理国丧的公文档案还是其他公私文献之中，我们几乎都看不见湖南百姓对两千年帝制的最后这场国丧表现出觉醒。不管是抢米风潮也好，辛亥革命也罢，也都很难说是普通民众因国丧而受到启蒙的结果。
在《目击西太后葬礼》一文的最后，亨利·博雷尔写道：“我深信随着慈禧太后堕入湮没无闻的冥世，眼前这一切也成为了神圣皇权的一个葬礼。一想到现代的新思想正在把这个信息传播给亿万刚脱离愚昧和黑暗的人民，我的嘴角便又露出了一丝微笑。”博雷尔这种颇为乐观的期待究竟能否实现？我们或许可以从湘潭大儒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中找到答案。王湘绮在这年三月刚刚因为“经术深湛”而被清廷赐授翰林院侍读衔，面对国之大变，深谙帝王之术的他虽然意识到“登时匆匆无太平景象矣”，但也不过发出“五十年威神，一旦如幻”的凄凉感叹，写下“文武道消天柱折，山河影缺月轮飞”的哀词而已，此后日记中对国丧的关注，更只不过集中于阁拟的慈禧谥号究竟和乾隆生母谥号有无重合、溥仪生父的名分到底是不是摄政王等一类信息罢了。
如果说王闿运的所思所想或许可以代表当时士绅阶层的普遍心态，我们不能要求历史人物有着超越时代的觉悟；那么对大清帝国的绝大多数子民而言，试图让他们仅仅因为一场国丧就从皇权崇拜中的愚昧中醒来，这种期待就更显得有些过于超前，甚至是苛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