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革对鲁宣公讲了古代何时可以捕鱼，何时可以捕鸟捕兽的古训。这些都是古代保护自然资源的具体规定。里革是这么说的，“古时候，大寒以后，冬眠的动物便开始活动，水虞这时才计划用渔网、渔笱，捕大鱼，捉龟鳖等，拿这些到寝庙里祭祀祖宗。当鸟兽开始孕育，鱼鳖已经长大的时候，兽虞这时便禁止用网捕捉鸟兽，只准刺取鱼鳖，并把它们制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为了帮助鸟兽生长。当鸟兽已经长大，鱼鳖开始孕育的时候，水虞便禁止用小渔网捕捉鱼鳖，只准设下陷阱捕兽，用来供应宗庙和庖厨的需要，这是为了储存物产，以备享用。”
鲁宣公为此还表扬了里革，认为“吾过而里革匡吾，不亦善乎。”
古代记载典章制度的《礼记》，有很多篇章是对环境保护的具体规定。比如《礼记·月令》，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提出了每一季以及每个月的具体规定，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毋卵。”大意就是说，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砍树，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等。
在《礼记·曲礼》中，对打猎活动作出原则规定：“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卵者。”即国君春天打猎，不能采取合围猎场的办法，大臣们不得整群整群地猎取鸟兽，也不得猎取幼兽或拣取鸟蛋，显然这是为了防止斩尽杀绝，以使鸟兽能正常繁殖。
《礼记·王制》还规定，正月獭祭鱼(獭是一种两栖动物，喜欢吃鱼，它常把捕到的鱼放在岸上，很像陈列祭祀的供品)以后，管理水泽的虞人才可以下水捕鱼；九月豺祭兽之后，才能猎兽……这些礼节被称作《王制》，显然有一定的法律意义。
古籍中属于保护禁令的记载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是《吕氏春秋》中的“四时之禁”，即在规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烧灰，禁止打鸟狩猎，禁止捕捞鱼鳖。否则皆为“害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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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田律》
是最早的“环保法”
以法律形式出现的保护环境法令，最早和最典型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田律》。在《田律》中提到：“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鹭，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也就是说，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而且《田律》中还明确了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理办法。
以诏令形式出现的保护规定，历朝多有，如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园前63年)夏六月下诏说：“夏六月，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这可以算作一道专门保护鸟类的诏令。通过这条法令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不准坏鸟巢、掏鸟蛋，甚至飞石打鸟，规定得十分明确，便于执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了一份“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的一面墙上。
从原文可知，《四时月令诏条》，是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月令五十条，分属十二个月，写明每月该干的事和不该干的事，所涉事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要求下级官吏尽力奉行。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