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朝，据《宋大诏令集》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二月下禁采捕诏，规定春天二月，一切捕鸟兽鱼虫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以此永为定式。当赵匡胤下这道保护命令时，正是宋朝准备统一中国之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注意到生物资源的保护，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二月，下诏禁捕山鹧，申明“自今诸色人，不得采山鹧，所在长吏，常加禁察”。这很可能是因为滥捕而使山鹧数目锐减以致有灭绝危险才发布此令。
古代的保护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一般都比较具体，确实起到过保护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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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韦后奢靡
珍禽几乎灭绝
除了帝王颁布的诏书、法令等文件，还有很多古代学者在著作中，也提到了环境保护的观点。
早在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就十分注意保护山林川泽，他认为“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为天下王”，他把环境保护提升到了政权稳定的高度。《管子·八观》又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总之，管仲保护环境的观念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细则。
战国时的荀子也有一段著名的保护言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因为“宫室无度”而造成的环境危机。
公元7世纪以后，我国曾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破坏环境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唐朝刮起一股滥捕乱猎珍禽的歪风，起因是韦后和安乐公主用多种禽毛羽皮做裙子和衣服，使得百官效法，争相制作奇装异服，一时间江岭珍禽几乎被捕绝。
公元713年，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玄宗努力革除病端，刷新政治。并根据宰相姚崇和宋璟的建议，命令将宫中所有的奇装异服一律送至殿庭，当众付之一炬，并不许朝官史民再穿锦绣珠翠之服，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野生资源的事件才告解决。
另一次发正在北宋仁宗景佑年间(1034年—1425年)，当时在达官贵人之间盛行一种以鹿胎为冠的奢侈风气，使得全国的鹿遭到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宋仁宗对此同样不含糊，他下禁令，不许再戴鹿胎帽子，并严惩制造鹿胎帽子的人，而且鼓励全国告密，告密后若属实就重赏告密者。当时因此而流放数百人，才算最终制止了这股歪风。
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5年)，土豪劣绅勾结奸商以贩卖旧木和供应造办为名，盗伐五台山山林。伐木者“千百成群，弊山罗野，斧斤如雨，喊声震天，”砍尽五台山上的林木，又将魔爪伸向深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树林被砍光，九成以上转手倒卖，从中牟取暴利。
后来，经过数年的打击盗林的专门治理活动，才使得五台山保留了郁郁葱葱的山林。
补白
宋朝在黄河两岸退田造林
宋代十分重视生态保护，专门在工部下设虞部，掌管山泽苑圃之事。而且，宋太祖于建隆二年(961年)下达了《禁采捕诏》，禁止在鸟兽鱼虫的繁殖、生长期采捕，不仅要求明确，而且最大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续性，强调此令固定下来，每年都要重申发布予以执行。
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颁布了《二月至九月禁捕诏》，其中不仅规定“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敕竿挟弹，探巢摘卵”，更要求基层官吏主动抓捕违禁者，并写在墙上扩大宣传，影响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徐松《宋会要辑稿》载，到了南宋高宗时期，他仍然记得这一诏令，他说：“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断春夏捕雏卵等榜文，训饬丁宁，唯恐不至。”可见一条法令，被延续了200多年。后来大宋王朝还出台了禁捕青蛙、禁食重点保护鸟兽、禁止以鸟羽、兽皮为服饰等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