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梅校长遣人送来了100元返校费
第四天到唐官屯，虽然只走了四天的行程，但这是寒冬腊月三九天，河北大平原上寒风刺骨，在冻土上骑车，磕磕绊绊，非常吃力。为了赶路，我们常啃冷馒头或烧饼充饥。队员中很快有人发烧病倒了。为了给病友借一条棉被，我们跑了几十户人家也没借到，老乡们盖的都是烂棉花套。河北省是盛产棉花的地方，为什么农民却连一条完整棉被都没有？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给我们上了极深刻的一课。
我在沧州就开始发烧，但始终瞒着大家，强忍病痛坚持跋涉。一到德州，大家赶紧送我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白喉，当即住进了医院。
我们在德州度过了1936年元旦，学校都放假了，我们就到街上去宣传。有一位崇德女子中学的同学，听了我们的宣传，坚持要求参加我们车队南下。原来她是东北的流亡学生，叫张桂珍，经过讨论，我们一致同意接受她入队。
为使张桂珍做些准备，我们在德州多停留了一天。谁知这一天，竟意外地等来了曹国枢。老曹是我校学生救国会的骨干，他因自行车前叉子摔断后返校，梅贻琦校长知道了，便派他来“动员”我们回校。原来学校收到了南京政府的两封急电，指令学校立即制止自行车队南下。梅校长既怕学校为此出事，又担心我们在路上吃亏，所以让老曹来追我们，力阻我们继续南下。
为了让我们迅速返校，还给我们带来了100元路费。老曹向梅校长表示，愿赴此行，但不一定能说动我们。于是，他乘火车一路赶来。体育老师张龄佳也带着使命来做说客。张老师当年是全国十项运动冠军，毕业后留校任体育教师。我们车队中有好几位他培养的运动员。张老师来劝我们，但并不为难我们，见我们不为所动，就去了济南。
来年1月3日，自行车队要离开德州时，曹国枢把梅校长给的100元路费交给老高，大家都不愿接受。曹国枢说：“这是梅校长让你们返校的路费，你们现在不用，到南京后不是也得返回学校嘛！”一席话，说得大家笑开怀。
听说梅校长知道后，叹道：“把钱给了他们，他们又不回来，南京会有人说是我们学校资助自行车队去闹事的。”同学们估计他可能会又发出一封“再次劝阻无效”的电报给南京。由于梅校长平日对同学们总是同情和关心，赢得了全校学生的好感。
我在德州住院后，同学们继续骑车南下。经过长途跋涉，大家的车技都有了提高。
五
终于到达南京，一大批军警包围了自行车队的住处
到济南后，车队住进了齐鲁大学。齐鲁大学有一位从燕京大学转来的同学，与陈冠荣很熟，特别关心北平的学生运动情况。在他的帮助组织下，车队与齐鲁大学的同学举行了座谈。齐鲁大学的学生表示车队的到来给他们以很大的鼓舞，当即决定罢课响应北平的学运。他们还为车队捐了不少钱作路费。
山东省长韩复榘得知车队抵达济南的消息后，便派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来谈判，让车队赶紧离开。尽管他与蒋介石不合，但也不欢迎学生在他的地盘上搞学运。这时，忽然又闯进来两个人，一是宫曰健，一是刘江陵。老宫是借着替学校“劝阻”我们的名义赶来的，他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在清华的负责人，也是老高的同班同学，最支持南下的行动。刘江陵则是代表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来向同学们布置新任务的。北平学联要求车队15日以前赶到南京，代表学联抗议当局以搞“聆训”破坏爱国学生运动的阴谋。这样，车队不仅是在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备案的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而且成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的代表了。这使大家信心倍增，决心争取时间早日赶到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