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车队的同学连人带车被“护送”上了开往徐州的火车。想到有重任在身，乘一天火车可顶骑车六七天的路程，大家便借此机会休息调整，为迎接新任务做准备。
到了徐州，往南的路程被大水堵截，只得向东绕一段路，再往南骑。13日清晨，自行车队从滁州直奔浦口。到了浦口，南京已在望。为了躲避当局耳目，大家混到商贩与货车的行列中，在下游乘了只木船渡过长江。经过1300多公里的艰难征程，自行车队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南京！
一到南京，大家立刻行动起来，为抗议“聆讯”做各种准备。14日清晨，同学们骑着自行车满街撒传单，一时造成很大影响。大家还准备第二天到国民党中央礼堂去冲击“聆讯”大会。
可就在14日中午，突然来了一大批军警包围了自行车队的住处。大家手挽手一起往外冲，但终于还是被挡了回来。大家失去了自由，在愤懑中度过了难忍的一夜。15日清晨，车队住处又开来大批宪兵，他们不容分说，先封锁大门，然后由两个宪兵挟架一个人，从后门逐个把队员押上车。队员们一边挣扎，一边呼喊：“我们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我们是要求抗日的！爱国无罪！”“反对伪代表聆训！”“宣传抗日无罪！”“打倒卖国贼！”……
队员们大喊大叫，宪兵们只是一声不响地执行任务，把人拽完了又把自行车和衣物等统统塞进车里。然后，开车疾驶而去。
队员们一个个离去了，如今只剩我一人
六
卡车在飞驰，队员们在车中仍不停地叫嚷抗议，宪兵们依然默默无语。所经过的地方都戒严了。卡车忽地戛然而止，横在眼前的却是滚滚长江。莫非是要把大家送回去？队员们立刻喊道：“不回去！”“我们不回去！”
宪兵们又把队员们扭送进一只大轮船底层的货舱里，载送至江北岸。到了浦口，队员们被关进一栋楼房的三楼。晚上，宪兵送饭来，同学们不吃，继续同他们讲理。他们只是说：“吃吧，不吃肚里饿得慌。该吃就吃，该干什么干什么。”
当晚，南京教育部司长雷震还带来几个人来劝说，未得结果，悻悻而去。
16日清晨，又增加了一批宪兵，把队员们押送上了一节北上的“专车”。车厢里没有别的乘客，只有一百多名宪兵，每个队员由四名宪兵看守着。但到了郑州，办完换车手续后，同学们再上车，就没宪兵护送了。因为根据“何梅协定”，蒋介石的政府军是不准跨越黄河一步的。
1月21日，车队出发后的第27天，同学们回到了清华园，我恰巧也在这天回来了。我在德州出院后，12日赶到南京，知道同学们还未到，就趁空回了常州。我回到南京，同学们已被押走，我就急忙乘津浦路火车返校。当时学生救国会让我们向全体会员汇报了南下的经过，梅校长和潘光旦教务长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动得到大家的称赞和肯定。后来，我们正式成立了车社，我和大部分车队的同学加入了由北平地下党组建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自行车队的同学们以后曾于1977年春节、1985年春节、1988年、1992年在钱伟长家中聚会过，每次见面大家都谈笑风生，格外亲热，但每次聚会又都少了几位队友。如今，自行车队只留下我一人。我十分珍惜现在的每一天。
96岁那年，我跌过一次跤，磕掉了一口完整的牙，但我觉得没牙并不可怕，照样轻松活到一百岁。现在，我每天仍坚持读书、看报、写字。我的孩子们都很孝顺，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我已安度米寿(88岁)、杂食乐生(98岁)，还要“相期以茶”(108岁)。我有这个信心。供图/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