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一弦一柱思华年
即使每天把时间握在手里，匆匆时光依然从指缝里逝去。今年，王津体检的时候猛然发现，从小到大保持的1.5的视力下降了。
“岁月不饶人，也是该眼花了。今年视力0.8。”王津摆摆手，笑了。这笑容背后凝结着一丝不得已的怅然。
1973年，王津的奶奶去世了。12岁的少年搬去跟爷爷同住，说照顾其实有点牵强，更像是就个伴儿。
“爷爷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小时候我偶尔就会去给他送饭。每次就让送到神武门外边儿，爷爷溜达到门口取。他一般不愿意让我们小孩儿进宫玩，他说了这宫里一草一木都是公家的。”至今王津谈起这段的时候，眼神都会发光。这是他儿时的记忆，饱含着对亲人的记忆。“那会儿故宫对我而言，就是神秘的。有时候也会胡琢磨，高高的宫墙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后来爷爷年纪大了，有时候报医药费、去医务室拿药，也是我去跑腿儿，那会儿对我而言故宫就是一个单位，每次匆匆来了就走，顾不上多看。”
1977年，王津从北京市第九十一中学初中毕业，准备响应号召下乡插队。10月，朝夕相伴的爷爷去世了。算是一种照顾，王津接到通知可以去故宫接班。一开始得到的信儿是去图书馆。也是恰如其分，王津话不多，目光清澈，文质彬彬的。
不过，院领导可能觉得男孩子更适合在文物修复厂工作，上班第一天，老厂长就带他到各个工作室转了一圈。
一转就圈住了他的岁月。
走到钟表室，一席帘子半遮着屋门，只有一位师傅正忙乎着，他就是后来王津的师父——马玉良。
他停下手里活，站起来引着王津去看桌上摆着的两件钟表：“你喜欢什么呀？”
王津透着实在，憨憨地说：“不知道。”
他又问：“你喜欢动的还是静的？”
“喜欢动的，好玩儿。”王津打开了话匣子，“我三四年级时拆过自行车，把链条卸下来，洗洗车轴，上上机油，觉得挺有意思。”
老师傅笑了，眯着眼睛，说了一句“挺好”。 大概过了十来天，王津接到了通知，去故宫博物院钟表室上班了。王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打量着爷爷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牢牢记得千百次的叮咛“不能拔一棵草，不能摘一朵花，不能对这里的任何东西心怀觊觎”。
几年前，在一场民间钟表展览会上，台湾著名收藏家黄嘉竹带来了一件得意的藏品——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送给女儿的一块怀表。一片追捧赞叹声中，黄嘉竹拉着王津，执着地询问：“故宫有没有这样的表，这上面有女王的签名。”
王津仔仔细细地把怀表放在手里端详了一番，诚恳地摇了摇头。黄嘉竹心满意足。
确实，一辈子沉浸在精确到毫厘的机械修复中的王津，对于价值的判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超脱和淡然。也许，这就得益于爷爷儿时的叮嘱。
3. 择一事“钟”一生
刚开始上班，王津学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修表，而是打水。直到现在，正在打包的老修复室一角依然摆着一个脸盆架子。
“每天下班，师傅都得洗手。他不洗手，谁也不敢动。这水谁打？总不能让老师傅临下班自己去打水吧？当徒弟的得有眼力见。”
为什么下班先洗手？
因为传统的钟表修复讲究的是用煤油清洗机械构件。双手必须长年累月地浸泡在煤油里，有时候手一洗就是一个小时。“师傅说了，宁可伤手，不能伤文物。”王津说得轻描淡写。“谁干了谁知道，别说手了，鼻子就熏得受不了。”
然而，古钟的铜质零件经过这样一遍遍的清洗，才能焕发出久违的光泽，也露出了程度不一的残损。“修复后过几十年还能保持得很完好，有的可能会有一层淡淡的氧化层，但绝不会有腐蚀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