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津的师父是从故宫警卫队转来的，严肃不苟言笑。每天八点上班，他七点半就进办公室，也不言语，绕着工作台转悠。
“我们的活儿都摆在桌上，他从来不问你干到什么程度了，活不干利索了，绝对不允许你碰下一个活儿。”
其实说是干活儿，第一年学徒是不让碰文物的。就是练练基本功，比如弄点铜丝，粗的细的，锉个销子之类的。
这规矩谁定的？没人说得清，师父的师父就是这么一辈辈传下来的。
师父的师父是谁？2014年12月，国务院批准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发布了，古代钟表修复技艺榜上有名，王津是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师父马玉良是第二代传承人。第一代传承人写着徐文璘的名字。
其实，再往前捯可以追溯到1601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将40多件贡品送给明朝的万历皇帝，其中就包括一大一小两面西洋钟表。至此，红墙金瓦的紫禁城里，打更的声音外，增加了嘀嗒嘀嗒钟表流转的声音。同时催生的一门技艺，就是钟表修复技艺。
最初的钟表技师是西洋传教士。1648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抵京，被征召为清宫御用作坊——造办处的钟表匠师。到1811 年，总共有15位传教士入宫承接皇帝下达的制钟、修钟的任务。
清乾隆年间，宫里成立了“做钟处”，制造钟的技术达到鼎盛，参与设计、制作、修理钟表的技术人员也随之增加。钟表匠人也有了中国人的参与，其中还按照地理位置不同，分为南匠和北匠。还有一类是做钟太监。
三百年间，故宫的钟表修复技术从未断过档。清末前后，仍有少数钟表维修的工作人员在宫里供职，其中就有徐文璘。相传，他早年还曾经跟洋人切磋过手艺。
之后，徐文璘培养了徐芳洲(徐文璘的儿子)、白金栋、马玉良、陈浩然四位学生，他们成为故宫修复古钟表的第二代传人。
如今，王津收了徒弟——亓昊楠。像是钟表一样，这门技艺又一次可丁可卯地传承着，没有漏跳或者缺转儿。“今年，我们这屋里还能热闹些，应该能来一两位新徒弟。”
4. 鬓华虽改心无改
王津数不清楚自己修过多少座钟，只一个概数：40年两三百座。但是经手的每一座钟，一提名字，基本当年修了哪儿，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一件“变魔术人钟”被王津提起的次数最多。这座钟由瑞士钟表大师路易斯·罗卡特在道光九年制造，高70厘米、宽50厘米、厚度约30厘米。神奇之处在于，钟内有一个变戏法的老人，手里拿着豆子、小球。运转时，钟顶小鸟不断张嘴、转身、摆动翅膀，身下圆球随之转动，三个圆盘也同时不断变色转动。
“故宫的钟表都是独一份儿的。我们也到访过不少国外博物馆，也接待过不少外国文博界的专家，还没有谁敢说自己馆藏的西洋钟表比故宫的精彩。”一贯温润的王津难得激动了，手舞足蹈了起来。
您想啊，这些故宫藏的钟表都是“贡品”，是送给这个国家最尊贵人的礼物，代表着一种仪式。尤其是清代的顺治、康熙和乾隆三位皇帝，钟情西洋钟表。为了讨皇帝开心，各国送来的钟表，走时、打点的基本功能已经被忽略，复杂独特的演绎功能才是较量的重点。因此，这些钟表被修复师们爱称为“玩意儿”。
据说这座“变魔术人钟”曾计划修，但是一耽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就回库了。老师傅们见过这钟，形容起来就一个字“破”。
1998年，王津动过念头修这座钟，但迟迟没敢上手。犯怵的原因是，这座钟太复杂了，共有1000多个零件组装成了7套系统、5套机械联动，底盘的齿轮多得就像一座盘根错节的“迷宫”，“瑞士的专家也来宫里看过，这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复杂的西洋钟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