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仇敌”亲赴灵堂吊唁
说到鲁迅和徐懋庸的关系，大概都知道鲁迅那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鲁迅在信中骂徐懋庸为“奴隶总管”，“借革命以营私”，并愤怒地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于是，在很多人眼里， 鲁迅和徐懋庸自然算是“有仇”了。
10月19日，徐懋庸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鲁迅逝世了。这对于他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他的悲痛，是异于一般人，是无法表达的。他写了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徐懋庸感到，是鲁迅误会了他，在他心目中，鲁迅始终是革命的朋友。他是以为有朝一日，鲁迅会谅解他。但是，晚了，人死不能复生！上联的问题，是没法说清的了。如果还是“自问”，那么他觉得自己对鲁迅确非敌人，然而现在人们的看法可难说了。至于下联的那种遗憾，他始终是深深地感觉到的。徐懋庸流的眼泪不比其他人少，他心情是十分复杂的。
去殡仪馆凭吊的人很多，徐懋庸也很想去，但有人劝告他不要去，去了恐会受到群众的冲击，至少是怒视的。他只好托楼下曹聚仁的夫人王春翠把他的挽联带去。当王春翠把徐懋庸的挽联送到治丧委员会时，大家连忙展读，每个人显示出不同的脸色，惊叹、迷惑或鄙夷……
后来，徐懋庸考虑：去，固然有可能受到冲击；不去，也会被人们认为真正是对鲁迅绝情了。怎么办呢？于是也还是“自问”，到底要不要去追悼，结果还是去了，他在先生的遗体前站了一分钟，各种难受的目光是受到了，冲击却没有。
正担任着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等职的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孔祥熙，也给鲁迅送了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
中共中央要求国民政府为鲁迅先生举行国葬，遭到国民政府的拒绝。蒋介石只是让上海市长吴铁城到灵堂致哀，并以他个人名义敬献了花圈。
4 丧事受到特务监视
当时，茅盾正在家乡浙江桐乡乌镇，他接到鲁迅逝世的电报后，立即出发前往上海，但无奈痔疮发作，疼痛难忍，无法行走，只得请夫人孔德沚代表他参加。
身在日本的郭沫若，虽不能亲身吊唁，但却送来了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送两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时在福州的郁达夫得知鲁迅逝世的消息后，连夜致电许广平表示哀悼。第二天即从南台赶坐赴沪的轮船，在船上作《对于鲁迅死的感想》。两天后又写下了著名的《怀鲁迅》。10月23日，郁达夫在上海《立报》上刊出了题词：鲁迅虽死，精神当与中华民族永存。
鲁迅去世前几天，《中国呼声》的主编格莱尼契突然告诉夏衍，鲁迅病情严重。格莱尼契是美国的一名新闻记者，他办事细致，讲话不多……他介绍到鲁迅病情的时候，嗓音嘶哑，他两眼凝视着夏衍，要夏衍把这不祥的消息告诉所有的中国革命作家。
他把“所有的”这几个字重复了两遍。他的心情，夏衍当然是能够理解的。当天夏衍就去找周扬，但只有苏灵扬一人在家；接着就去找了沙汀，他也不在；因为当时夏衍想只有沙汀也许能去探望鲁迅。前两天叶以群去探望，就遭到许广平的拒绝。回家路上碰到沈西苓，夏衍告诉鲁迅病重，他还不相信，说不久前他在八仙桥青年会见到过先生，觉得他精神很好。
不幸的事终于到来了。两天之后，夏衍正在吃早饭，章汉夫急匆匆地打电话给他，说鲁迅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他立即到周扬家里去。“文委”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恰恰这时茅盾回乌镇老家去了。鲁迅寓所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段，周扬和夏衍都不能去，所以只能推沙汀、艾芜代表他们去向遗体致哀。当天晚上，夏衍和章汉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丧事已由宋庆龄和沈钧儒在主持。沙千里还告诉他们，从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市党部就派了一些特务去监视鲁迅的丧事。所以，他要夏衍、周扬特别保持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