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2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的《鲁迅与浅野要》一文的复印件，文章配发的照片就是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鲁迅》照片集中的第102幅照片，但是这张照片在收入《鲁迅》照片集时被编者（周海婴，裘沙）修掉了浅野要，成为鲁迅的单人照片。
《日本评论》杂志十一卷四号（1936年4月）上刊登的原胜（浅野要）的《紧邻鲁迅先生》文章的扫描件，从该文配发的鲁迅照片下面可以看到“昭和十一年一月，笔者摄影”的说明文字，从而可以确认《鲁迅》照片集中的第100幅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所以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浅野要，拍摄时间是1936年1月9日。
自文物出版社在1976年8月出版《鲁迅》照片集以来，国内陆续出版了多部关于鲁迅的照片集，以及多部关于鲁迅的图文书等，虽然这些关于鲁迅的照片集和图文书都是一些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或者是各地的鲁迅纪念馆等权威机构编撰的，但是遗憾的是，有两张鲁迅的照片经常被注错了拍摄时间和拍摄者，这个错误从1976年算起，也有40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一、北京鲁迅博物馆在1976年编辑并出版的《鲁迅1881——1936》照片集中首先注错了两张照片
文物出版社在1976年8月出版了《鲁迅》照片集,署名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但实际的编辑者是周海婴和裘沙。在该书的“照片说明”部分，对第100幅和第102幅照片作了如下的注释：
（100）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邨寓所门前所摄之一（5.5x4）
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史沫特莱摄
三月“二日昙。……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医生来诊，注射一针。”
“八日星期。晴。风。上午内山君来访，并赠花二盆，未见。……须藤医生来诊，云已痊愈。”
“十一日雨。……为白莽诗集《孩儿塔》作序。”
“二十三日清。上午收《改造》（四月分）一本。……下午史女士（注：史沫特莱）及其友来，并各赠花。得孙夫人信，并赠糖食三种，茗一匣。夜译自作日文。”
《鲁迅日记》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02）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邨寓所门前所摄之二（5.5x4）
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史沫特莱摄
编者在“后记”中说：
本书汇辑了鲁迅的一一四帧照片（包括局部放大的十二帧）。考虑到这些照片的极其珍贵和保存之不易，编辑过程中，除个别照片有所剪裁外，即使同一时间、地点而只是拍摄角度有少许差异者也尽量收入。为了有助于理解这些照片的背景和意义，在现存鲁迅手稿中选录了部分段落影印；并根据《鲁迅日记》和有关材料，对每帧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等作了初步的调查和考证，作为照片说明供读者查阅。
因为这部《鲁迅》照片集是国内首次出版的关于鲁迅的照片全集，加上又是权威的鲁迅研究机构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的，所以该书影响广泛，其中的一些鲁迅照片经常被各种相关图书转载。其中编号100和102的两幅照片不仅被各种关于鲁迅的图书广泛引用，而且也常在各地鲁迅纪念馆制作的鲁迅展览中进行展示。
二、陆晓燕在1982年发表的《鲁迅和浅野要》一文首先纠正了鲁迅和浅野要合影照片剪掉浅野要的错误，并在1984年发表的《紧邻鲁迅先生》一文的“译者后记”中再次纠正了这两张照片的注释错误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陆晓燕以“晓燕”为名在1982年7月2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鲁迅与浅野要》一文（同时在该文的左边配发了鲁迅和浅野要的合影照片），指出：
鲁迅先生与日本学者浅野要先生的友谊，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鲁迅与浅野要的这张合影（见左图）也因此在发表时，仅剩下了鲁迅一人。最近笔者查阅了1936年的《日本评论》杂志，在其中不仅找到了浅野要的形象，确认左边的这张合影中，站在鲁迅身旁的就是浅野先生，而且还找到了浅野要以原胜署名发表的《紧邻鲁迅先生》一文。
……
1936年1月，当浅野先生离开上海前夕，鲁迅曾亲笔抄录了杜牧的七绝《江南春》一首相送；而浅野先生则把自己为鲁迅所照的像片和他们一起合影的像片送给鲁迅留作纪念。
浅野先生回国后，立即在《日本评论》杂志十一卷四号（1936年4月）上，发表了他为鲁迅拍摄的照片，鲁迅赠送的墨迹以及他自己的回忆文章。
虽然《人民日报》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是不知何故，陆晓燕的这篇文章很少被鲁迅研究者提到，因此，她对《鲁迅》照片集中那张被剪掉浅野要的合影照片的更正也就没有能够在鲁迅研究界传播开来。
1984年11月，陆晓燕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的《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上发表了译文《紧邻鲁迅先生》，并在这篇译文后面附录的“译者后记”中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原作者日本人原胜和鲁迅交往的情况，特别指出《鲁迅》照片集中第100幅和第102幅照片都注错了拍摄时间和拍摄者：
本文作者浅野要先生（笔名原胜），190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在旧制松山高中学习期间，因为参加左翼运动而中途退学。以后，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曾任日本改造社驻中国的特派员。在上海时期，他曾住在施高塔路大陆新村八号，与鲁迅先生成了一壁之隔的紧邻，并且常来常往。
鲁迅先生与浅野先生的这段友谊，在国内一直鲜为人知。《紧邻鲁迅先生》一文，是1936年4月，浅野先生发表在《日本评论》杂志十一卷四号上的回忆文章，与此篇文章同时发表的，还有本文作者为鲁迅先生拍摄的照片一幅，以及鲁迅先生赠与的录唐朝诗人杜牧的七绝《江南春》墨迹一幅。
很清楚，刊登在《日本评论》杂志上的这一幅鲁迅墨迹，正是《鲁迅日记》1936年1月9日提到的“下午浅野君来，为之写字一幅”；而鲁迅照片，却正是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像册中的第100幅照片。两幅照片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评论》杂志上发表的鲁迅像的左侧，有手写体的“鲁迅”二字。
《鲁迅》像册中第100幅照片旁的说明判断此照片为鲁迅“大病初愈后”，“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在像册后的《照片说明》中又进一步说明此照为“史沫特莱摄”。以上这些说明文字均不确。根据《日本评论》杂志上记载，此照应为浅野先生摄，而且摄于“昭和十一年一月”，即1936年1月。这时候的鲁迅先生尚未大病。
又，像册中的第102幅照片旁的编者说明，与第100幅的相同。事实上，这是一张鲁迅先生和浅野先生的合影。浅野先生在前文中提到他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回日本，文末署明的日期为三月五日，那么他应该在2月底以前离开上海。再则，根据1936年10月12日的鲁迅日记记载，当浅野先生又一次到上海来的时候，并没有见到鲁迅先生。因此这张合影不应晚于1936年2月底。不过，根据第100幅照片与第102幅照片上鲁迅先生的服装相同，而且地点也相同这一点判断，两张照片很可能摄于同一天。
应当说，陆晓燕已经正确地指出了《鲁迅》照片集中的这两张照片注错了拍摄时间和拍摄者，但是，很遗憾，这个更正虽然发表在鲁迅研究领域的重要刊物上，但是依然没有得到鲁迅研究界应有的重视，以致《鲁迅》照片集对这两张照片的错误的注释直到现在仍然被一些关于鲁迅的图书引用（如林贤治于200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最后10年》一书中，不仅用鲁迅在大陆新邨寓所门口的留影作为封面，而且又在该书第199页再次选用这张照片作为插图，该书对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是：1936年3月23日，鲁迅大病后摄于大陆新村寓所门口。），甚至也被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现在正在展示的鲁迅生平基本陈列中引用（如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在的鲁迅生平陈列中对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如下：1936年3月23日，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所摄，史沫特莱摄。上海鲁迅纪念馆现在的鲁迅生平基本陈列中对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如下：1936年3月，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所摄。）。
三、周海婴和裘沙在1997年发表的回忆这本《鲁迅》照片集出版过程的文章中指出了编号100照片剪掉了浅野要
人民文学出版社张小鼎编审在1997年7月3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一文，指出文物出版社在1976年出版的《鲁迅》照片集中有三幅照片分别剪掉了林语堂、伊罗生、孙福熙，并作了订正。对此，《鲁迅》照片集的实际编者周海婴和裘沙在1997年9月4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部在逆境中诞生的文献》一文对《鲁迅》照片集的编辑和出版过程进行了介绍，并说明书中有8幅照片进行了剪裁：
这部照片集，经剪裁和涂抹的照片共8张，占全集102张的7.8%。被去掉的合影者共7人，除张小鼎先生文章所列举的林语堂、孙福熙、伊罗生、姚克和周作人这5人之外，尚有李济之和日本友人浅野要等2人。其中林语堂被去掉3次，周作人2次，其余5人各1次，共10人次。这8张照片，按照被处理情况可分三类。一类，因需要去掉的人在照片的一边，就干脆把照片的那一部分剪掉了。这样处理的照片一共4张。它们是，第29图和第30图那两张鲁迅和爱罗先珂等人的合影，都是因为有周作人而被切掉的；第89图剪掉了姚克；第102图剪掉了浅野要（因当时怎么也查不到他的姓名，剪掉了以防万一）。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周海婴和裘沙在1976年编辑和出版《鲁迅》照片集时，之所以把鲁迅和浅野要的合影剪掉浅野要，是“因当时怎么也查不到他的姓名，剪掉了以防万一。”但是，周海婴和裘沙虽然在1997年发表《一部在逆境中诞生的文献》这篇文章时已经知道这个和鲁迅合影的人是浅野要，不过他们只说明了鲁迅和浅野要合影的这张照片剪掉浅野要的事情，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注释的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拍摄者也是错误的。
四、《鲁迅家庭大相簿》《鲁迅影像故事》《鲁迅像传》等图书在收录这两张照片时都存在一些错误
鲁迅之子周海婴撰文的《鲁迅家庭大相簿》（同心出版社2005年出版）在第54页收录了鲁迅和浅野要的合影，并对此照片作了如下的说明：父亲与某记者合影。很显然，这个注释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周海婴和裘沙在1997年发表的《一部在逆境中诞生的文献》就已经说明这张照片中与鲁迅合影的人浅野要，因此，这张照片的文字说明应当是：父亲和日本记者浅野要合影。另外，在该书第71页还收录了鲁迅在大陆新邨寓所门前的照片，并对此照片作了如下的说明：父亲的病有了些许的缓和，便在1936年3月23日大陆新村寓门口留影。需要指出的是，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不仅拍摄时间是错的，而且说明中的“父亲的病有了些许的缓和”这些文字也不对，因为鲁迅在1936年1月9日拍摄这张照片时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鲁迅这时没有生病。
青年作家赵瑜撰文的《鲁迅影像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收录了鲁迅的这两张照片。该书在第223页收录了鲁迅和浅野要的合影，说明文字为：1935年，鲁迅与某记者合影。该书虽然收录了这张照片，但是大约赵瑜不知道这张照片中的“某记者”是谁，所以并没有在书中介绍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在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中所注明的拍摄时间是错误的，应当是1936年1月9日，鲁迅和日本记者浅野要合影。
另外，该书在第228页收录了鲁迅在大陆新邨寓所门前的照片，又在第229页收录了这张照片的局部放大的照片，所附的说明文字相同，内容如下：1936年3月23日，鲁迅病情些许的缓和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留影。由此，作者用《病中的鲁迅先生》为题用一个章节来介绍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1936年3月中下旬开始，鲁迅因为胃口不好，体重下降得厉害，在《鲁迅日记》里须藤医生看病的纪录几乎每天都有。正是此时，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请来了美国医生托马斯·邓来珍视，最后美国医生的结论是鲁迅先生患了结核性肋膜炎，而且因为积累较久，鲁迅的肋膜里已经有了少量的积液，如果要治愈此病，必须要马上抽出液体，不然便会有生命的危险。
鲁迅在1936年1月9日拍摄这张照片时并没有生病。很显然，赵瑜不知道这张照片的准确的拍摄时间和拍摄时鲁迅的身体情况，由此弄错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并洋洋洒洒的以此照片为主写了鲁迅在1936年3月患病之后的故事。
黄乔生撰写的《鲁迅像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也收录了鲁迅的这两张照片。该书在第286页收录了鲁迅与浅野要的合影，但是说明文字是：鲁迅与梁得所合影，约摄于1934—1935年。并由此以《记者》为题，介绍了鲁迅与梁得所的交往情况：
鲁迅与《良友画报》记者梁得所的这张合影，约摄于1934—1935年。
梁得所离开《良友》后，编《大众画报》《时代画报》《小说》半月刊等。另辟新地的他再次找到鲁迅，寻求支持，是在情理之中的。
这张照片的说明一直语焉不详。从照片上鲁迅的形象看，与1928年初梁得所担任《良友画报》记者时所拍摄的鲁迅在书房的照片（见本书202页）差距较大。在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鲁迅》照片集上，左边梁得所的形象被剪掉，只剩下鲁迅，解说文字是“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所摄之二，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显然是错误的。将这一张同前面的“之一”相比，鲁迅的形象差距也较大，第一张病容很重，第二张应是在第一张之前若干时日拍摄的。
1934年7月4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了梁得所：“上午得梁得所信并《小说》半月刊。”
梁得所在信中可能向鲁迅求字，于是，1934年7月14日，鲁迅“以字一小幅寄梁得所”。鲁迅写的是一首七言绝句。梁得所将其刊于本年8月1日出版的《小说》半月刊第五期。
诗云：明眸越女罢晨妆，荇水荷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
此诗原为《赠人二首》之一，1933年7月21日鲁迅曾书赠日本友人森本清八。这张照片应该是梁得所离开《良友》之后，离开上海之前拜访鲁迅时，与鲁迅的合影。
周海婴的《鲁迅家庭大相簿》把这张照片说成“父亲与某记者合影”，没有指出“某记者”是谁，黄乔生大约受到周海婴的这一说法的影响，虽然正确地指出“这张照片的说明一直语焉不详”，但是错误地把“某记者”说成是《良友画报》记者梁得所，并由此介绍了鲁迅与梁得所的交往情况。其实，浅野要和梁得所两人的面貌截然不同，很容易区分。在认错照片中人物情况下，对这张鲁迅照片所作的解读显然就是错误的。
另外，该书第327页收录了鲁迅在大陆新邨寓所门口的留影，说明文字是：鲁迅大病后在门前留影，摄于1936年3月23日，史沫特莱摄。并以《病中》为题用一个章节介绍了此照片背后鲁迅患病后的生活和战斗情况。
进入1936年春天，鲁迅的身体逐渐衰弱，疾病纠缠不去；而文坛上的波谲云诡，左联内部的明争暗斗，让他心绪败坏；手头的工作越积越多，而他又急于完成。这几方面的因素交相侵逼，加速了他的死亡。
如上所述，这张照片是浅野要在1936年1月9日拍摄的，当时鲁迅还没有生病，所以以此照片为由介绍鲁迅在1936年3月初生病后的生活和战斗情况，显然是不合适的。
五、鲁迅研究工作和鲁迅普及工作都需要弘扬鲁迅所提倡的“认真”精神
为了核实这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拍摄者,笔者近日请日本学者秋吉收教授帮助扫描了《日本评论》杂志十一卷四号（1936年4月）上刊登的原胜（浅野要）的回忆鲁迅的文章，从该文配发的鲁迅照片下面可以看到“昭和十一年一月，笔者摄影”的说明文字，很显然《鲁迅》照片集中的第100幅照片就是这张照片，它的拍摄者是浅野要，拍摄时间是1936年1月9日（从鲁迅日记所记浅野要辞行的时间是1月9日，可以推断拍摄这张照片的时间是1月9日）。
鲁迅曾对内山完造说：“中国即便把日本全盘否定，也决不能忽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长处——认真。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一点，作为中国人不可不学。”从上述《鲁迅》照片集和部分鲁迅研究图书，以及各个鲁迅纪念馆的鲁迅生平基本陈列中对这两张鲁迅照片的错误的注释和解读的状况，可以看出不仅鲁迅研究工作需要严肃认真的研究态度，而且鲁迅的普及工作也需要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这样才能避免一些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把较为真实的鲁迅传播给大众。
作者：葛涛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11月02日 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