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不为名不图利，不计较职位高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笔者所搜集的资料，把数位“能上能下”的老一辈革命家简介如下，以飨读者。
不嫌职务低的陈毅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陈毅正在武汉。起义的第二天，他奉命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急赴南昌。可是，当他克服沿途阻挠与艰险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于前一天撤走了。他又不顾一切艰险，日夜兼程地向南追赶，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地方民团的盘查和搜捕，终于在临川、宜黄地区赶上了起义部队。南昌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找陈毅谈话，分配他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去当指导员。陈毅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入团，1923年入党，在武汉时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组织负责人。周恩来对陈毅是了解的，便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爽朗地回答道：“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他领受了任务，当即上任去了。后来，陈毅协助朱德，经过艰苦斗争，终于把失败了的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甘居下级之下的罗荣桓
1934年9月，罗荣桓调任新成立的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曾经是他部下的一个连长任军团长，过去他领导过的一个团政委任军团政委。命令下达后，他毫不计较，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军团长、军团政委的直接领导下，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当时，不少同志认为罗荣桓资格老，德才兼备，作战指挥能力和政治工作能力都很强，组织上这样安排不公平。罗荣桓知道后对他们说：“我们参加革命，为的是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是为了当官。今天我领导你，明天你也可能成为我的领导。不要论资排辈，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不应该计较地位高低，更不要随便散布不满情绪，以免影响团结。”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感到责任重大，更加努力地工作。但他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还曾患过肾癌，1946年做了肾脏切除手术。为此，毛泽东曾批示：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以持久，请考虑。1956年9月2日，罗荣桓感到身体实难支持，便写了一封亲笔信通过彭德怀转中央军委并报毛泽东。信中说：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信中还建议由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志民任总干部部部长，如李不能调离志愿军，而又无其他适当人选时，赖传珠长期在总干部部工作，情况熟悉，亦可以任总干部部部长。
推辞当司令的粟裕
粟裕在战争年代曾指挥过许多重大的战斗、战役，打了许多胜仗，是解放军优秀的将领之一。1945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军区，拟定由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粟裕任司令员，由张鼎丞任副司令员。但粟裕一再推辞，建议任命张鼎丞为司令员，自己当副司令员。他说：张鼎丞同志在中央工作多年，对中央的方针政策理解深刻，当司令员合适。由于粟裕再三要求，中央最后批准张鼎丞为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后来，在副司令员的岗位上，粟裕积极主动地配合张鼎丞工作，任务完成得很好。1955年，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
情愿任副职的徐海东
1931年3月，徐海东被调到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当团长。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负伤，被送进红军医院。手术后一个月，他便拄着棍子回到了部队。当时三十八团天天打仗，不能没有指挥作战的团长，组织上又不知徐海东何时出院，于是就任命了一位新团长。徐海东回来后，一时成了没处安置的干部。师政委要他留在师部等待分配，徐海东却向师政委提出：“我当副团长去！”
徐海东主动请求降职不止一次。1934年11月，早已是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又主动要求当副军长，把军长位置让给从中央来的程子华。徐海东高风亮节，充分显示出一个无产阶级军事家不为名不图利，一心为革命的宽广胸怀。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识大体、顾大局的王树声
1935年秋，王树声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调任三十一军军长。1936年夏，他又由三十一军军长调任总指挥部教导团团长。1940年6月，晋冀豫军区一分为二，分别组成太行、太岳军区，他由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调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初任河南军区司令员。1949年5月，他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原来的下属成为他的上级。1957年7月，总军械部改属总参谋部，他由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改任总参军械部部长。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以革命的利益为重，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他曾说：“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争名誉地位的权利。”王树声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甘愿当营长的彭绍辉
1932年，彭绍辉担任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师长。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彭绍辉失去一只胳膊，成为独臂将军。1934年，彭绍辉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师长。遵义会议后，第十五师拆散编入红一军团第一、二师，彭绍辉调任该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他被调回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对他说：“你回来了好，但没有适当的位子安排你，去搞教导营行不行？”彭绍辉回答说：“好！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于是，他愉快地当了教导营营长。
彭绍辉曾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回乡当农民的甘祖昌
1957年，由于战争受伤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少将谢绝了组织上让他到上海、青岛等地去治疗和疗养的安排，向组织提出了回老家江西省莲花县农村参加劳动的申请。经批准，甘祖昌带着全家人回到故乡，开始了他从将军到农民不平凡的后半生历程。甘祖昌回乡后，一直过着节俭简朴的生活。他给自己立下规定：不吃超过一元钱一斤的食物，不穿超过一元钱一尺布的衣服。他养猪种菜，连抽的烟也是自己种的，却把70%的工资收入捐给了家乡的建设事业。上级在生活上要按有关规定照顾他，他一一拒绝；省民政厅要给他在县城盖房，他坚决不答应；新疆军区和江西省政协先后两次要给他配小车，他坚持不要。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因病在莲花逝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交代家人的话是：“领了工资，先交党费，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
甘祖昌，1905年生，江西省莲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在战争年代，曾三次负重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主动考虑革命需要的朱瑞
194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让朱瑞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朱瑞闻讯后，去找毛泽东，说自己在苏联学习过炮兵，可为炮兵建设做些工作，起一点桥梁作用，副参谋长一职，请中央考虑合适的人选。他还从当时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向毛泽东汇报了建设人民炮兵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对朱瑞这种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主动考虑革命需要，以及在炮兵建设上的战略眼光十分赞赏，鼓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不久，中央任命朱瑞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朱瑞带领全校师生坚持教学训练，迅速培养了一批炮兵骨干。
朱瑞，1905年生，江苏宿迁人。1925年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第三军和第五军团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后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延安炮兵学校校长、东北民主联军炮兵纵队司令员等职。1948年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的战斗中牺牲。
不当军长当师长的徐彦刚
“徐彦刚和黄公略同志一起工作过，黄公略很赏识他，说他‘做参谋工作当指挥员都行，文武全才’。后来二师缺师长，军委就又命令他到二师任师长。徐彦刚同志这个当过军长的人毫不计较，欣然赴任，真正做到能上能下，党性过人。他在二师当师长也很出色。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他被调到了湘鄂赣任司令员。以后我们长征走了，徐彦刚同志就在湘鄂赣牺牲了。”这是《聂荣臻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对“能上能下”的徐彦刚作了高度的评价。
徐彦刚，1907年生，四川省开江县人。1926年春考入重庆中法大学，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队上了井冈山。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军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9月，徐彦刚在永修县云居山养伤时，不幸被想向国民党邀功请赏的歹徒黄盛彬三兄弟杀害。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的伍修权
“1933年10月，担任红军师政委和分区司令员等职务的伍修权，奉命去给李德当翻译；长征途中，部队减员缩编，他主动要求由军团副参谋长改任团参谋长；建国初，他从战略区领导的岗位上，调任外交部司长。每次工作变动、职务升降，他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在新的岗位上有所贡献、有所建树。”这是张万年、迟浩田所写的《历史风云中的一代英杰——深切悼念伍修权同志》中的一段话，对伍修权的“能上能下”作了高度赞扬。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曾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等职。1975年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请求当助手的李立三
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主管业务的办公室，准备任命李立三为主持农业的第四办公室主任。当邓小平找李立三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时，李立三说，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是否分配他去管理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工作。邓小平说，三办主任已经安排了李雪峰。李立三说，我比较熟悉工业，我去给李雪峰同志当助手。邓小平说，李雪峰同志还不是中央委员，你去当副主任好吗？李立三说，职位高低不必考虑，请中央放心，我保证服从李雪峰的领导，配合他搞好工作。中央三办后来改为中共中央工业部，李立三仍担任副部长，一直工作到1960年。他尊重李雪峰的领导，也不计较工作的轻重，只要交给的工作就努力去干。1956年，中央工业部经过调查研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党委领导、厂长负责的领导体制，得到中央批准。李立三为制定推行这一体制做了大量工作。
上书辞职的徐特立
1956年，徐特立年近八十。他感到自己记忆力衰退，身体不支，便向中央打报告，要求辞去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让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他在报告中强调说，若不这样，我是很不安的。此后，徐特立就不参加中宣部的领导工作了。
其实，早在中央苏区时，徐特立就曾让贤过，那时他是教育部长。瞿秋白从上海来到瑞金后，徐特立首先提出：秋白年轻有为，应该让秋白任部长，自己任副部长。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他俩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配合得很好。徐特立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等职。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因病去世。
不想当检察长的张鼎丞
张鼎丞曾多次说过：“共产党人从参加党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献给了党。几十年来，同我一起战斗的同志很多都牺牲了，我是革命征途中的幸存者。想到已经牺牲的同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向党伸手要名要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61年，张鼎丞已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7年。这年，张鼎丞63岁。他感到自己年龄大了，于是便两次去找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请求中央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要再提名他为检察长候选人，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这个职务。后来大会还是选举他为检察长，他感到很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