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民族诗人”，一个文学爱好者都好久不提的词，似乎过时了，苏格兰的彭斯、爱尔兰的叶芝、美国的惠特曼、古巴的何塞·马蒂、葡萄牙的卡蒙斯、捷克的塞弗尔特、以色列的耶胡达·阿米亥，仍然有很多读者，但还将他们看作“民族诗人”，就好像在跟这个经济全球化、语言一体化（英语一统天下）、世界村落化的时代唱反调。过去，民族关系到你怎样回答“你是谁”，现在，年轻人的口号是“我给自己带盐”，甚至厌烦自己名字前挂着的国籍了，它的功能只是用来办个护照。
只有那些尚在期待一个国家的民族，期待有一位“民族诗人”来大声说出“我们是谁”。在马哈茂德·达维什的诗集里任抽一首，就会看到一个经典的民族诗人所钟情的意象：
“雷电点燃了山谷/父亲自古就在那里/养育石头/创造树木/他的皮肤渗出露水/树叶在他手里长出/地平线悲泣地唱着歌谣/……他曾叮嘱/不要理睬月亮/当心海洋……和远行！”
土地，石头、树木、父亲、祖先。巴勒斯坦人需要紧紧抓住他们的土地、房屋、树木来做文章，因为祖先的土地不在他们手里，民族身份也因而丧失，不被外人所承认。失土的方式常常是戏剧性的，甚至有点滑稽：同一棵橄榄树，巴勒斯坦人种下，表示这块地是“我们的”，“我们”是土地的主人，犹太人将它拔出来再原样插回去，土地就成了他们的了。
巴勒斯坦地区的记忆是被全面改写过的。1941年还叫比尔维（El-Birweh），也就是达维什出生的村子的名字，后来被犹太人占领，改名为阿希胡（Ahihud），再后来又改叫亚苏尔（Yasur），从一个阿拉伯词变成了希伯来词，表明它的主人已经换了。阿拉伯痕迹被抹掉。后来出生的人，没有人知道或者在乎这里原初的样子。
1948年夏天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完成了大部分土地的易主。如今，巴勒斯坦人居住在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空间狭小，土地荒芜，很多人靠给以色列人打工谋生，种地的人陷于赤贫，还有不少土地正被以色列人蚕食。达维什2008年逝世后葬在拉马拉，那算是西岸相对比较稳定的大城了。
父亲说，不要远行，不要去学奥德修斯，因为远行之后土地就没了——达维什在诗中提出了如此的警告。“谁没有国家，入土后就没有安息的墓！”这是达维什最早的诗，民族主义的信息强烈。1967年出版的《黑夜尽头》中有一首《丽塔和枪》，一首《梦见白百合的士兵》，那时的他已经明白，要把柔软的乡情、把对安宁生活的渴望跟战斗放在一起，不过他一般不鼓吹通过战斗去夺回被占领的土地，而是在自己和心爱的人之间放上一把枪，或者让战士去梦见和平：
“他向我告别，因为他……/要寻找白百合/寻找橄榄枝头/一只迎接晨曦的鸟/因为他对事物的理解/只凭感觉……只凭嗅闻/他说——他理解的祖国/就是喝到母亲的咖啡……/就是伴随着夜晚，平安回家。”
这就是隐喻的力量，达维什在2007年，也就是逝世前一年的一次受访中说：“我是个隐喻工人，我不是一个象征的工人。我相信诗的力量，它给我向前看的理由，让我瞥见一点微光。”土地、树木、房屋哪怕石头都不属于我，但我可以运用隐喻，将所有跟土地有关的意象都握在手里，把它们变作从我喉头冲出的声音。
但是，他又为何说自己不是“象征的诗人”呢？象征与隐喻有何区别？这就得说到达维什作为“民族诗人”的不情愿的一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