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形势异常严峻，陕北兵力对比敌众我寡尤甚。战争初期，毛泽东的本意还是想守住延安，不教胡宗南的军队渡过延河。以此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军的一大战略集团于陕北，从而利于它区作战。毛泽东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力争最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另一方面，也作了最坏的准备——放弃延安。但在1947年3月10日前，毛泽东的立足点还是放在守住延安上。如何保卫延安？方案之一是从内线保卫延安。11月1日至14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连续发出十几份电报，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三个旅，杨(勇)、苏(振华)纵队三个旅、张宗逊纵队两个旅从山西过黄河，协同边区部队保卫延安。
考虑到边区人口稀少，供给十分困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设想的第二方案是从其他战略区调集主力，从外线配合内线保卫延安，粉碎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这也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保卫延安的主要方案。
这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彭德怀都还没有设想放弃延安，其基本原因是毛泽东对守住延安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1946年12月9日，当美国记者郝戈登就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询问毛泽东时，毛回答说:“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有很大可能是我们把进犯的军队打垮。”同样，这时彭德怀也对守住延安比较乐观。1947年2月24日，他在为军委起草的电报中估计，胡宗南进攻延安兵力不超过十五个团，“敌指挥差，兵力疲劳，士气不振，我可击破敌之进攻，保卫延安。”
不过，作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在贯彻毛泽东保卫延安的总意图时，也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认识，这就是在强调内外线配合时，他较多地考虑内线独立作战的问题，在强调保卫延安的同时，也设想放弃延安后的处置。
1946年11月11日，彭德怀在保卫边区和延安的干部动员大会上指出:边区主力部队要决心歼灭进犯蒋军的全部或大部，游击队、自卫军要展开普遍的游击战、地雷战，困死和饿死打进边区的敌人。在其他人都在谈论保卫延安、尽可能御敌于我境之外的时候，他提出了开展游击战，困饿打进边区之敌。虽然这还只是一般的号召，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彭德怀当时的想法。
1947年春，彭德怀还设想过陕甘宁内线部队以主力向外线突击，迟滞敌进攻延安企图。2月24日，彭德怀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张宗逊、习仲勋等人的电报中指出:以教导旅在正面利用地形、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进犯军，待敌主力进攻时，向南突击，收复关中，夺取中部(今黄陵)、宜君、同官、白水等地。或在胡军进攻前，向陇东之西峰、宁县、正宁地区进攻。
设想陕北部队独立作战，势必要预料到延安不守时的处置，因为陕北面临的形势是敌强我弱，陕北以3万余人的野战兵团和地方部队抵御20多万敌军的进犯，双方实力相比过于悬殊。3月2日，彭德怀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张宗逊、习仲勋等的电报中提出了陕甘作战的三个方案:(1)迅速消灭陇东敌四十八旅，然后主力转向关中；(2)我主力迅集于张村驿、直罗镇线，准备歼击北进或东进之一路；(3)“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方案均未设想内外线配合的问题，从这点看，这似乎表明在对待外线配合内线保卫延安的问题上，彭德怀更强调内线独立作战。此其一。其二，第三方案设想到了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在内线歼敌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但是，这第三个方案很可能不是毛泽东当时强调的重点，而是最坏情况下的处置。3月6日，毛泽东仍强调:我们“须保持延安及边区，以便钳制胡军。只要延安与边区存在，即能钳制大量胡军不敢东调。”毛泽东的意图仍是利用延安吸引和牵制胡宗南集团。
3月10日、11日，彭德怀前往南线金盘湾、三十里铺和挪县(今富县)坊，检查防御部署，在部队他听取了前方指战员对防御的意见，越发感到长时期坚守延安是难以做到的。部队子弹太少，平均每枪不到10发。实际上只能坚持5天。彭德怀要求尽可能阻击敌人，但不死守，争取能够防守一个星期，使中央机关撤出延安有充裕时间。这次调查，彭改变了几天前提出的内线防御要坚持20天的设想。
3月上旬，西华池一仗，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未达到战役预期目的。此时，胡宗南主力已经在洛川、宜川等地集结完毕。相反，作为外线配合的主要行动，刘邓出击平汉线和陈谢在晋西南的攻势尚未准备就绪。面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局面，中央书记处于11日第一次郑重讨论延安弃守问题，决定在必要时放弃延安。3月18日，中央军委在给各地的电报中说:“待敌进延安之后，我当集中五个旅寻机打运动战，各个歼敌。”“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以利他区作战取得胜利。”这个指示表明毛泽东和彭德怀在退出延安进行内线运动战一点上，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3月13日，在完成掩护中央机关疏散转移的任务后，彭德怀即命令除以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外，主力转移集结待机。敌向延安发起进攻的几天后，彭德怀命令新四旅即刻派人到延安东北的青化砭详细侦察地形。撤离延安前一天，他又命教导旅派人到青化砭侦察，预设战场。青化砭位于陕北的唯一公路——咸榆公路上，彭德怀判断，敌在占领延安后是一定要打通这条公路的。可以说，青化砭之战，是早就酝酿于彭德怀胸中的一着棋子。
3月18日，彭德怀在送毛泽东撤离延安后，马上同前方部队通话，规定部队撤退路线，告诉了意图和撤退时间。他特别指示三五八旅装成主力大摇大摆向延安西北的安塞以北撤退，待达成诱敌北进目的后，即向青化砭方向靠拢。他命令一纵独一旅二团三营伪装主力，节节抵抗，引诱敌主力向安塞进攻，达到远离青化砭预设战场的目的。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则埋伏于青化砭隐蔽待机。
按彭德怀最初部署，以主力待机，休整七天，待判明敌人动向后再作决定，不料鱼儿很快上钩。胡宗南误以为野战兵团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随即于21日以五个旅的兵力，由延安沿延河向安塞前进。为保障其主力的侧翼安全，另以整编第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欠一个团)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建立据点。25日，刚进入青化砭的三十一旅即被早就张网以待的西北野战兵团包围，仅仅1小时47分钟，2900名敌军全部就歼。
青化砭之战是西北野战兵团撤离延安后打的第一个胜仗。这一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正像彭德怀说的:“青化砭这一仗，要不是在陕北，是很难打的。”这一仗同时也表明，由于地形、群众条件优越，运用小部队佯动，牵着敌人主力转圈，以主力寻机歼灭孤立、突出之敌是完全可能的。经过青化砭一仗，这种适合陕北战场特点的运动战战法就初步形成了。
青化砭之战当头给了还沉浸在攻占延安“大胜利”喜悦中的蒋介石、胡宗南一记闷棍。胡宗南认为青化砭之败是因兵力分散而被歼。西安绥靖公署则在其“得失检讨”中总结:三十一旅被歼，一因兵力单薄，二因疏于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专用川道，遇伏击不能立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鉴于这三条教训，胡宗南迅速改变战术，采取“方形战术”。所谓“方形战术”，即采取宽正集团式的“滚筒”前进，队伍开进时，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15至20公里之方阵；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行，缩小间隔，互相策应；白天走山窜岭，轻易不下山沟，每日前进10至15公里，夜间露宿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打。这样既可避免分散孤立而被歼，又可以使西北野战兵团在其宽正面进攻面前无处藏身。
3月下旬，胡宗南集中10个旅8万大军开始在崇山峻岭中打转。其间，除了占去几座空城外，连西北野战兵团的影踪也没发现，反而部队疲惫不堪，给养发生极大困难。5日，敌不得不除以一部守备外，主力南撤蟠龙、青化砭休整。这就是人们讥讽的胡宗南第一次“武装大游行”。
不过胡宗南的这一战术，的确一度使西北野战兵团难以找到可战之机。西北野战军几次想歼击敌一部，均因敌兵力密集而未打成。毛泽东曾指示西北野战军准备于青化砭附近再打第二仗，歼灭一三五旅；彭德怀也曾几次准备伏击东进之敌，“但因敌间隔很小，纵深大，在南北35里东北45里纵深以10个旅布成方阵，故停止伏击，隐蔽撤至蟠龙西北地区集结。”
敌变我变，彭德怀开始摸索对付胡宗南“方形战术”的办法。3月26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胡宗南目前寻求我主力决战”“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位置于青化砭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然而，这个电报也提出，以新四旅主力位于青化砭至永坪之线纵深“防敌北进”。彭作这一打算是想保持以瓦窑堡为中心的一小块相对稳定的解放区。在同一天的另一份电报中，他说:“我们正在部署力争停止敌人于蟠龙、永坪、延川之线以南，此种可能是较大的存在着，惟力争此种可能实现。”有意思的是，一直对从外线配合不抱希望的彭德怀这时却建议:“陈谢纵队应开始向同蒲路南段进攻”，牵制胡军北进。第二天，毛泽东在回电中除称赞彭电方针“极为正确”外，也设想到光诱敌东进还不够，因东出不远即是黄河。所以毛泽东提醒他:“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另外还指出“陈谢迟几天行动不为不利”。毛泽东不愧为大战略家，他提出放手让敌北进的原则，正是“蘑菇”战术实现的关键一着。如果不放手让敌北进，仅在蟠龙、永坪、延川以南狭小地域是难以“蘑菇”掉胡宗南的十几万大军的。
依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彭德怀于3月31日和4月3日，连续致电各纵队、各旅，提出主力隐蔽待机，让敌大胆前进的想法:“敌愈深入愈分散，歼敌机会亦愈多。”要求各部队采取诱敌深入，扰袭与分散敌人，利用根据地条件，寻找敌之过失，各个歼灭敌人；应动员党政军民团体在预计敌可到之处，进行坚壁清野，埋藏粮食，增敌困难，饿敌肚皮，饱自己肚皮，这是达到战胜敌人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从上述思路看，彭德怀对付敌“滚筒”战术(彭亦称之为“小米碾子”战法)的办法已逐渐成形。
4月2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一份复电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战术:“敌人此种小米碾子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目前敌疲劳掉队落伍逃亡日渐增加。为对付敌人此种强大集团战法，拟分散三个营兵力，以一连至两连为一股(现群众游击战未开始)，派得力指挥在敌前左右后四面袭扰，断敌交通，将敌疲困，使敌不能不分散部分守备交通，达后予打击分散与打援敌之机会。”
彭德怀这里提出的新思路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后来概括的“蘑菇”战术的基本精神。第二天，毛泽东复电，同意彭习对密集之敌避免作战，隐蔽待机的做法。此后，彭德怀在实施2日提出的办法的同时，还与毛泽东就陕北作战的战术问题有过多次协商。
正在彭德怀与毛泽东电报往来商讨作战方针时，新的战机来了。4月6日，彭德怀乘敌第一次“武装大游行”结束，主力南撤休整之机，于永坪地区伏击敌整编二十九军一部，歼敌600余人后撤出战斗。这一仗打得并不理想，但吊起了胡宗南的胃口。永坪战斗后，胡宗南判断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转移到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遂顾不得休整，于11日集中8个旅向西“扫荡”，寻西野主力决战，同时调守卫青化砭的一三五旅南下接应，开始了第二次“武装大游行”。据此，彭德怀认为敌一三五旅孤军南下，歼敌战机已经来临，遂决心乘该敌在同整编二十九军会合前歼灭之。14日，西北野战兵团于羊马河地区将敌一三五旅全歼殆尽，创西北战场一次歼敌一个整旅的先例。
羊马河之战，彭德怀初显“蘑菇”战术威力。这一仗从战机上说，并不理想。这一仗的关键是迟滞南敌8个旅的北进速度。阻击所以成功，除了阻击部队顽强抗击外，经过两次“推磨”式的“武装大游行”，敌战斗力大受挫折也是重要原因。
毛泽东向各战略区通报了羊马河战斗的经验，称羊马河之战“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进而完整表述了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概括出了“蘑菇战术”的形象称谓。毛泽东在4月15日的一份电报中说:“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是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解读这一段文字，可以发现，这与彭德怀4月初以来采取的办法是一致的，所谓“继续过去办法”，即是指此而言。这无疑反映了上下之间在作战思想上的统一，也表明毛泽东对彭德怀创造的对胡军作战指导思想和实践的积极肯定。
“蘑菇”战术是适合陕北地形特点和群众条件，对付胡宗南的集团滚进战术的有效战法，其基本特点是:凭借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特殊地形和与共产党同心同德的群众条件，针对敌军专走高原小道，集团前进的特点，牵大吃小，以小部队与敌主力保持不即不离，引诱、牵制、缠住敌大部队，将敌拖瘦拖垮；以主力隐蔽休整，寻机歼灭敌小部队和孤立之敌。
4月下旬，国民党军空中侦察发现绥德、米脂以东黄河各渡口集中了一批船只，又发现解放军多路小部队向绥德方向前进。敌统帅部据此判断，共军主力正向绥德附近集中，有东渡黄河模样，遂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榆公路北进，寻机决战。26日，胡宗南部9个旅分别从蟠龙、永坪向北进犯，开始第三次“武装大游行”。彭德怀迅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起蟠龙战斗。当天，他命令部队加强侦察，准备围攻蟠龙之敌。为造成敌更大错觉，彭德怀“投敌所好”，他以三五九旅一部，并从其他旅中各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部队，伪装主力向北撤退，节节抗击，且战且走，并沿途丢弃物资，制造假象，诱敌加快北上。当胡宗南主力摆成纵横几十里的方阵向北疾进时，彭德怀也做好了攻击蟠龙的准备。5月2日，胡宗南部进占绥德，同一天，西北野战军对蟠龙发起猛攻。当胡宗南连呼“上当”，急令绥德部队南返时，西北野战军已大获全胜，鸣金收兵。在撤离延安一个半月内，西北野战兵团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取得三战三捷，稳定了陕北战局。作为西北野战兵团的主要领导人，彭德怀善于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打破胡宗南集团进攻的“蘑菇”战术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肯定和总结出了“蘑菇”战术。将帅协谋，运筹帷幄，赢得了陕北战场初战三捷，为扭转陕北战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