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中一面威震敌胆的旗帜。土地革命时期，他与张云逸一起领导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组织创建了声威浩大的红军部队和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中，他与刘伯承统率的刘邓大军，血战太行山，开辟冀鲁豫根据地，战绩赫赫；解放战争期间，他是受命指挥决战淮海、百万雄师渡江南下的总前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再掌军权，把人民军队建设纳入现代化轨道。作为统帅，邓小平麾下的将领虽多，但很少有一位将领像刘华清那样，与其相识相交60年，长期形影相随，携手战斗，始终受到他的信任和支持。刘华清与邓小平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军事史上一代将帅传奇。
1938年，刘华清与邓小平初次相见，刘华清护送邓小平赴第一二九师履职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按照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于1937年8月将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等三个师。9月，各部从陕北先后出发分别东进、北上，开赴抗日前线。年底，以刘伯承为师长、张浩为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驻扎在晋东南和顺县、辽县（今左权县）一带。是时，年仅21岁的刘华清，在一二九师司令部任秘书处主任。
说是秘书处，实际上只有刘华清这位“主任”，手下一个秘书也没有。战争年代，首长都不配秘书，师长、政委也一样，讲话稿无须代笔，有时连文电起草也亲力亲为。但是，秘书处主任职责范围不小，主要有三部分：一是管机要科兼任机要科长；二是管队务科；三是负责司令部来往客人的接待———除部队内部，也包括地方上的党政领导人。有时，还要接待国民党方面来部队联络的军政要员、地方官员。此外，秘书处主任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跟随师首长外出开会或下部队，既当秘书又当参谋，同时还要负责首长安全。就是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刘华清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
第一二九师东渡黄河抵达抗日前线后，张浩和刘伯承紧密配合，一面化整为零，以营或连为单位开展游击战，打击日军；一面组织工作团深入山乡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和游击队，工作非常出色。遗憾的是，不久他即患了严重的脑病，难以坚持正常工作。1937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安排他回延安疗养，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他，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1938年1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洪洞县马牧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刘华清接受任务，先护送刘伯承到马牧村参加会议，然后接邓小平赴辽县第一二九师履职。
1月8日，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当天，总部派了两辆汽车，刘华清便随同邓小平等数人一起乘车从马牧村出发。同行的还有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彭真一行。彭真他们也是来马牧村参加高级干部会议的。
汽车是缴获的日本老式卡车，烧木炭，车况很差。山区的路不好走，坑坑洼洼，走不多远就抛锚。幸好两个司机都是老把式，鼓捣鼓捣对付着开。
汽车走走停停、颠颠簸簸地走了三天，经曲沃、翼城、阳城、晋城、高平等地，到达长治。这几天食宿均由彭真安排。他是山西人，与地方政府人员比较熟，走到哪个县都有人招待，且吃得好、住得好，随行人员无须费心。到长治，彭真他们目的地到了。大家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彭真与邓小平握手作别，刘华清随邓小平等上车继续赶路。
车开动了，刘华清马上想到的是，下一步食宿怎么办？离开总部时，他想到千里迢迢要走好多天，曾问过总部的管理人员：“我身上没带一文钱，路上吃住怎么办？”管理人员说领导没有交代，按惯例都是自行解决。时间紧，刘华清来不及再向更多人了解，就匆匆上车出发了。
很快，汽车抵达武乡县，邓小平与大家先后下了车。这里属根据地范围。只是由于邓小平行动须保密，行前大家还都化了装，不能以他的名义找地方政府。车停下后，有几个小孩子围拢过来，没人出面接待。刘华清既着急又紧张。他在武乡东村找了一家地主的房子，先请邓小平住下来。吃饭问题，他只得如实向邓小平说明：从师部出发时没领钱，总部也没有给带，首长吃饭问题不好解决。
邓小平听后略一沉思说：“我身上有钱，你同我一起去吃，其他人你找村干部商量。”刘华清松了一口气。但他想，没有解决首长吃饭的问题，哪能再用首长的钱，遂说：“邓政委，让警卫员陪你去吃饭，其他人员我们一起找村里安排。”邓小平同意了。
时值三九严冬，天寒地冻。晚上，刘华清与随行的官兵七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大家互相依偎着，不觉得冷，多日路途辛苦，很快都发出呼噜声，刘华清却难以入睡。他考虑着第二天如何走，可能遇到什么情况，最担心的是汽车，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天还没大亮，他就起来陪着司机发动汽车。
两辆汽车，一辆留在了长治，而这一辆是比较好的，也还是时常熄火。昨天宿营后，司机就检修，第二天天不亮又起来修，试着发动，折腾半天也没发动着。最后，他垂头丧气地告诉刘华清，一个零件坏了，没备件，汽车坐不成了。
刘华清有思想准备。与其离开县城后再彻底动不了，还不如现在就不用，在这里或许可以搞到马匹。他向邓小平报告后，便去县政府联系找马。县里一位负责人说：“马不好找，只能解决个四五匹。”等了一会儿，果真牵来四匹马。刘华清便请邓小平和警卫员先行，他和其他几个人徒步行军。好在路已不远，走山路，步行有时可以走捷径，比马也慢不了多少。只用一天时间，他们就到了辽县西河头第一二九师师部驻地。
见邓小平到来，张浩很高兴。1月18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了由师部机关、直属单位官兵参加的欢迎会。会后，邓小平与张浩、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等分别交谈，了解一二九师进入山西前线以来的详细情况。
不久，前往洛阳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第一战区、第二战区将领会议的刘伯承回到西河头。从此，邓小平与刘伯承开始了长达13年的亲密合作。刘华清也有幸成为了战将林立的刘邓大军中的重要一员。
战争年代，刘华清长期在刘邓帐前麾下工作、战斗
1938年初，为打掉日军的嚣张气焰，第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接连打了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等多次伏击战。战斗频繁，对上对下电报量大，刘华清作为兼职的机要科长，除电报收发管理外，有时还要起草文电，几乎时时不离首长左右。
4月，为了打退日军的“九路围攻”，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主力移师辽县以南的西井和南北委泉、源泉一带；邓小平则暂留在辽县师后方指挥所，做组织群众、整顿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的工作。这段时间，邓小平非常忙。分身无术，邓小平把刘华清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一些地方工作落实情况不明，他派刘华清去检查；重要会议有人缺席，让刘华清代表他去传达文件、指示，部署工作；有时几个会议时间冲突了，邓小平则让刘华清代表他出席会议，发表讲话。邓小平信任、放手，刘华清也一丝不苟、勇于负责，彼此配合得非常默契。
随着战斗的胜利，抗日根据地逐步拓展，老部队日益壮大，新部队也不断组建，师司令部的老科长们陆续都被派到部队任职，刘华清也产生了去部队带兵、到第一线打仗的念头。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上，刘华清谈了自己的想法。邓小平不留余地地答复他：“你现在还不能离开机关。”至于原因，邓小平说，一是当秘书主任、机要科长的，知道许多高级机密，不能马上离开领导机关；二是师政治部有许多人也派出去了，那里急需要人，准备安排你去政治部工作。刘华清无话可说，痛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1938年7月，刘华清由一二九师司令部调至政治部，任宣传科长，代理部长。
为及时传达贯彻军委、总部指示精神，统一官兵的思想、意志，一二九师政治部创办了一个油印的内部刊物，名叫《抗日战场》。刊名是刘伯承亲自起的。由刘华清牵头，在政治部选了几个人负责编辑、刻印和分发。刘华清上过三年多私塾，新学堂念了几个月，这在师机关已经算是文化人了；参加刊物编辑工作的其他几个人，水平也差不多，所以编稿、刻印，大家都很吃力。而刊物，不管是内容还是版面，难免粗疏。邓小平、刘伯承对《抗日战场》很重视，每期都看，很认真地提意见，指导编写稿件、刻板、印刷。他们还常在上面发表文章，讲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抗战形势和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刘华清也在上面发过文章。特别是每次检查部队工作后写的情况总结，基本上都在《抗日战场》上摘登。
作为宣传科长，刘华清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每半月至一个月左右要写一份“讲话材料”，讲形势、讲任务、讲政策，以及各方面的注意事项，供连队指导员讲课和早晚点名使用。这种“讲话材料”要经邓小平审查签发方可付印。经常写，情况熟，格式相对固定，刘华清写起来快。有时邓小平看一遍就签发了；有时主要内容没讲到或重点不突出，邓小平就指出问题，由刘华清修改；有时邓小平还亲自动手改，甚至重新写。这种讲话材料，也在《抗日战场》上刊登。此外，作为正规文件和上级刊物的补充，党中央、毛主席的讲话、指示，军委、总部有些文件、宣传提纲，有时也要通过《抗日战场》刊登，为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工作提供参考。所以，不管是在机关还是部队，《抗日战场》都很受欢迎。写稿子、编稿子的过程，也是刊物编辑人员自身学习提高的过程。若干年后，刘华清还多次讲到，师首长，特别是邓小平政委手把手教写稿子，指导编《抗日战场》的这段时间，是他理论水平、写作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
除《抗日战场》这一定期刊物外，宣传科还要根据部队任务需要，有针对性地随机编印一些专题材料，如《临时紧急教材》《抗战宣传手册》《日军厌战材料》等等，下发连队。这些材料大都是根据部队当前任务和官兵思想实际突击编写的，材料新鲜、内容集中，有很强的针对性、战斗性。譬如《临时紧急教材》，主要是为准备某项政治斗争、某次战斗编写，斗争的指导思想、目的要求及战斗敌我双方情况、战场地形、注意事项等，均要写清；《抗战宣传手册》通常是为某项政治运动、宣传攻势编写，提示宣传要点是什么、口号是什么，贯彻执行中有哪些应注意的主要问题等；《日军厌战材料》则主要是翻译、摘录缴获的日军官兵的信件，通过他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情况，如“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很厉害”，“中国的老百姓都反对我们”，“现在我们随时都可能阵亡”等，以及日军家属来信反映国内“政府高压统治，没有自由”，“受战争影响，家中饥饿困苦”等，瓦解敌军，提高部队士气，教育官兵坚定胜利信心。
随着部队战略展开，刘伯承、邓小平等师首长经常到鲁西、冀南等地区检查、指导工作，司政机关需有人跟随他们活动。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刘华清是邓小平下部队主要陪同人员之一。这时，他们工作生活在一起，无话不谈，相交日深。刘华清晚年在回忆录中，生动地记下了他一次随邓小平下部队中的趣事：
“一次，我随邓政委到邢台地区检查工作，地方党送来了一布袋现洋。邓政委叫我清点一下。我很少摸过银圆，更不用说一下子这么大一堆，眼都看花了。我很认真地一块一块数起来，数得很慢。邓政委笑了，说：‘看来你真是穷人的孩子，没见过银圆。’他教我先用10元摞成一柱，其余的比着堆就行。我如法炮制，很快就数完了，正好400元。”
1938年12月7日，第一二九师机关和直属队移驻涉县赤岸村。翌日，刘华清接到通知，去北方局党校学习。
1938年春，第一期开学时，刘华清曾要求去学习，因当时机关干部变动大，师首长没有同意。接到第二期调学的通知，邓小平首先想到了他。
参加党校第二期学习的100多名学员，大都是八路军的旅、团级干部。彼此间，有在战场上并肩战斗的战友，也有闻名已久的新交，大家聚在一起学习都非常兴奋。一下子结识这么多声名赫赫的战友，刘华清自然也很高兴。1939年4月底，第二期学习结束，学员们均很快离校返回部队，但刘华清被留下来。由于其学习成绩优异、表现突出，北方局党校经与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商定，将刘华清留下来任校党总支书记，主持举办第三期学习班，做集训组织领导工作。
党校第三期于1939年5月开学。这一期扩大了招生人数，有200多人。作为党校总支书记，刘华清要担负从行政管理到各科教学的全面领导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刘华清首先抓了党组织建设，高度重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同时，总结前两期的经验，健全完善了行政管理、课程教学、军事训练等各项制度。考虑到学员文化水平差距较大，实行打破条块界限，按学员文化程度合理编组，使学员之间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由于措施得力、办法灵活，第三期集训班搞得很有特色，军地干部团结，上下关系融洽，学员成绩也普遍较好。北方局的同志对此次集训非常满意，要求刘华清“认真总结一下”，并向八路军总部、第一二九师再次提出，希望刘华清能留下来，继续在党校工作一段。北方局征求刘华清的意见，他婉言谢绝。第一二九师态度也非常明确：刘华清要赶快回部队，另有安排。
9月初，学员毕业前，刘华清突击写出了《北方局党校工作的几点经验教训》一文。之后，他便回到第一二九师机关。当月，他即被任命为师供给部政治部主任。
刘华清不愿意留在北方局党校，原是希望能到前线部队带兵打仗，没想到却要自己做后勤工作，他实在心有不甘。然而，到职工作一段后，他才理解了师首长的良苦用心。
对第一二九师来说，后勤供给工作尤其重要。红军改编以后，国民党政府虽然给八路军拨发了部分军饷和军需物资，但标准极低，数量很少。随着根据地开辟、部队发展，大量军需物资补给需自行筹措。战争环境下，筹措物资不易，有了物资存放同样不易。弹药、服装、医药和工兵器材等，部队一时发不下去、运不出的就藏在群众家或深山密林中。因此，第一二九师供给部工作头绪多、辖属人员多、摊子大，兵站、仓库、医院、工厂等分布方圆数百里，工作难度非常大。一段时间以来，师首长明显感受到供给工作很不得力。
第一二九师供给部设政治部不设政委，组织、宣传、保卫和民运等整个供给部的政治工作，全由政治部主任负责。刘华清到任后，找了一名熟悉情况的干部陪同，骑着马到一些重点仓库、军械修理所、被服厂等单位，做了调查，发现问题很多。当时，枪支弹药是最宝贵的，但有的库存枪支竟全都生了锈。其他物资，损毁、丢失现象也大量存在。查其原因，主要是部队组织纪律松懈，管理不到位；部分干部贪图安逸，工作马虎，甚至生活上贪污腐化。刘华清如实向邓小平、刘伯承汇报了情况，建议立即对供给部进行整顿。师党委、首长一致支持刘华清的意见。
通过整顿，供给部上下团结，大家工作热情空前高涨。1940年6月，第一二九师根据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把边区纵队供给部合并到师供给部，使师供给部在生产、筹措物资的质量、数量，保障、供给水平方面都大幅提高。在是年秋进行的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中，供给保障任务完成出色，受到部队普遍欢迎和师首长的好评。
百团大战后，八路军部队有了较大发展。1938年春成立的冀南军区，由初始以地方部队为主，发展到辖有5个军分区、14个主力团。根据地也扩展到西连太行，东临山东，南接豫北，北通冀中，约28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第一二九师原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任军区司令员，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原副主任、东进纵队政委宋任穷任军区政治委员，多名红军干部、战功卓著的将领在这里担任领导工作。但由于部队发展快，官兵中很大一部分是地方原先的游杂武装、社会青年转的，党组织不健全，部队组织纪律观念也较差。1940年11月底，一二九师党委、首长专门开会研究了这一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部分新入列的官兵对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缺乏认识，头脑中党的观念淡薄。下一步必须在这些部队集中抓一下政治建军教育，要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官兵党的观念，解决建立“党军”的问题。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会议研究决定，将刘华清调往冀南军区，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后任部长。
刘华清到任后，在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直接领导下，遵照邓小平关于要贯彻落实建设“党军”问题的指示，从健全党的领导体制入手，抓了政治建军。在此基础上，开设政治课，有步骤地对部队进行传统作风、纪律、政策教育。与之相随，组织各军分区部队开展了创建模范党支部活动。随着这些工作和措施的落实，军区部队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官兵组织纪律观念显著增强。刘伯承、邓小平等师首长到军区一些新组建的部队视察后很高兴，说“像人民军队、党的军队的样子了”。
1943年9月，刘华清作为政治骨干被选调参加了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学习。整风学习尚未结束，1944年6月初一天，刘华清接到上级通知，要他迅即到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此前，一二九师师部已与八路军前方总部合并），邓小平政委找他谈话。他立即向主持党校工作的杨献珍请假，弄了一匹马，星夜赶往八路军前方总部。
见到刘华清，邓小平很高兴。简单询问了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情况后，邓小平说：“这几年你的学习工作表现不错，进步很大。根据中央指示，冀南和冀鲁豫两军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急需干部。现决定你去担任新军区组织部部长。你抓紧去报到，把工作抓起来。”接受任务，刘华清当即挥鞭上马，赶往冀鲁豫军区机关驻地范县报到。
1944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处于最后斗争的前夜。形势发展使刘华清备受鼓舞，他再次向邓小平表达了希望到前线带兵打仗的愿望。1945年元旦后，组织上满足了他的要求，调任他为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政委。当年10月下旬，部队整编后，他被调任为第二纵队第六旅政委。
此后，从对日军最后一击，直至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刘华清都率部拼杀在战斗第一线。刘华清与邓小平再没有面对面直接的工作接触，所有的是一次次军事会议上匆匆见面，简短的嘱托、问候。但是，邓小平密切关注着刘华清的成长进步。
1949年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全军统一整编，刘邓大军（即原第一二九师，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刘华清被任命为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与邓小平再度相见，已是1949年9月，全国解放大局既定，新中国诞生前夕了。
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委以新责重任，刘华清不辱使命
194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将解放、开辟和建设大西南的任务交给了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第二野战军。
5月底，刘华清（已被任命为金华市军管会主任）在刚解放的金华市接到命令，任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简称“二野军大”）党委书记兼政治部副主任，并被要求即刻前往报到。
接到命令，刘华清迅速赶到南京接受任务。是时，邓小平在上海主持华东局工作，刘伯承和参谋长李达接见了他。刘伯承历来讲话简洁明快，与刘华清的谈话依然如是：新解放了大片土地，解放军本身也不断扩大，建军、建政都需要大量干部。现在军委已经把解放、建设云、贵、川、康大西南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所以，解决干部问题，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这是个新任务，有困难，要想办法克服。我们会全力支持你，但工作靠你带大家去干，还要干好。
二野军大，前身是中原军区军事政治大学。渡江战役后，于5月4日由河南许昌迁到南京。考虑到培训任务的需要，二野经请示中央军委批准，扩充了编制，同时改称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校长、政委，均由刘伯承兼任。特种兵纵队参谋长徐立行任教育长，刘华清任党委书记兼政治部副主任。此外，学校再没有其他领导。学校日常工作，由徐立行和刘华清一起主持。
学校初建，且要大批招生，工作千头万绪。刘华清到任后，首先抓组织工作。他和徐立行经反复研究，从随迁的中原军大的工作人员和部队中调整了一批有办学经验、有带兵经验的干部，担任校务部、供给部、卫生部，以及政治部所属的组织、宣传、保卫等各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并发动大家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迅速展开开学准备工作。
二野首长对军大办学、招生非常重视。6月23日，军大正式开学。在这前后，兼任着校长、政委的刘伯承司令员，二野副政委张际春、参谋长李达都先后到军大视察，做过报告。9月初，主要课程基本结束，学员快毕业了，学校突然接到通知，邓小平要到军大看望大家。刘华清非常高兴：“邓政委这时来，正好给学员做一个毕业分配的动员报告。”
9月12日，邓小平到了军大。他首先听取了刘华清关于教学情况及学员思想状况的汇报，看了相关的材料。接着，刘华清陪同他视察了学校的校舍环境，看望了教员、学员。邓小平对学校的工作，特别是广大学员的精神面貌，十分满意。最后，他给全校教师、学员做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报告。
报告开始，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问题，题目叫‘过关’。古代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今天的革命青年要过的‘关’无数，但大关只有三个，一个是帝国主义关，一个是封建主义关，一个是社会主义关。”他说，这三个“大关”，每个参加到革命营垒的人必须要过，问题是有人过得去，有人过不去。那么，这“三关”怎样才过得去？我要说，“三关”过得好不好，关键在于立场。立场站稳了，就过得去；立场没有站稳，关就不好过。如果脚踏实地，站得稳稳的，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要站在牺牲自己一切，为人民谋解放、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立场上，这就叫无产阶级立场，也就是革命者的品质。为人民服务，就要抛弃一切个人利益、名誉地位，这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邓小平的讲话既有理论又有生动鲜活的实例，且语言风趣幽默。
1950年1月底，最后一批学员出发后，刘华清与徐立行率校直机关人员由浦口乘火车离开南京，向西南开进。
3月初，二野军大迁抵重庆。学校各单位分散驻在重庆市郊山洞至歌乐山一带。此前，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重庆成立了以贺龙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基于是，二野军大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简称“西南军大”）。据此，第二野战军各部的随营学校、军政干校也依序改名西南军大分校（四川、云南、贵州、西康等各地共设八个分校）。西南军大和各分校编制机构，除个别分校随部队领导变更做了调整外，基本不变。西南军大总校校长、政委，依然由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兼任，徐立行仍为教育长，刘华清依然担任校党委书记兼政治部副主任，但教学对象发生了根本变化。
按照西南军区指示，军大总校接收国民党各级军官7000多名，其中上校至中将1500名。这些人绝大多数属起义或投诚军官，极少数是被俘的。但刘华清清楚，他们与解放战争初期、中期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官是不一样的：其中大部分人并非是真正分清了是非，弃暗投明，而是战斗到最后，走投无路使然。他们中间虽然也有左、中、右的区别，但总的看，反动立场、观点根深蒂固，态度比较顽固。要使这些人彻底转变立场、观念，站到人民一边，绝非易事。针对这种情况，刘华清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4月29日，由1000多名上校以上国民党军官组成的高级研究班举行开学典礼。在典礼仪式上，刘华清做了动员讲话。讲话中，他在具体阐释教学方针、教学计划的基础上，开诚布公地强调，在教学中要坚持教学民主、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五个原则。他说，教育内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重点，主要课程是中国近代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辅以形势、政策教育。不管什么课程，都提倡“自由思想”，在学习中自由地研究问题、讨论问题，讲心里话、暴露真实思想。在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研讨中辨明是非，提高觉悟，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
进入西南军大的国民党军官，无论是被俘的，还是起义、投诚的，入学前都心存恐惧和疑虑，认为这里名义上是学校，实则是“集中营”“感化院”，自己也不是什么学员，而是被送来软禁、“变相监视”的。到校后，他们受到热烈欢迎，领导、教工嘘寒问暖，整洁的住房、良好的饮食，有序而宽松的管理环境，使大家都深受感动。学习结业，高级研究班31名学员联名上书军大党委，感谢各级党组织的培养教育，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12月中旬，各教学班学员先后结业，分别举行了结业典礼。在西南军大总校学习的7000多名国民党军官，除极少数混进学员队伍的匪首、恶霸、现行反革命分子，按照有关规定移交政法部门查处外，学校党委均根据学员的表现、专长和健康状况，进行了妥善安置。
安置去向公布后，学员们大喜过望。大家一再真诚地向学校表示感谢，很快离校开始新的生活。若干年后，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成绩，有的还成长为军地中高级干部或专业人才。
1951年1月，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规划，西南军大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步兵高级学校。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任校长兼政委，余秋里任副政委，徐立行任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刘华清任政治部主任。学校的任务，除保留一个学员队继续举办改造国民党军官的高级研究班外，主要进行正规的步兵军官教育。
刘华清参加了学校改建和教学调整工作。同年9月，他被任命为第十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