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喜欢俄罗斯文学，大卫经常泡在相关的豆瓣小组，在那里，他最终与诗歌相遇。“当时在豆瓣小组上看到有人在推荐曼德施塔姆，我就点进去看了，封面上是他很苦的一张脸，把命运全部都勾勒出来了。”曼德施塔姆写过一句诗——“我已经精通了离别的科学”，看到这个句子后，大卫感慨：“当时第一次就感觉到了有命运这种东西的存在，一个人能用这种精致、简洁又深邃的方式把这种人的命运、词语的命运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给呈现出来，我就被这种力量给感染了。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写出诗，但是我已经觉得我是个诗人了。很多诗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写诗的，但是你被诗意震撼的时刻，你就是诗人了。”
“你怎样都好/你好我自然就好/所以我怎样都好/好就好在我有你/好就好在我没有你/但是好在我没有你/更好些。”这首《好的比赛》，是大卫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写的第一首诗，“当时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情人，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去华堂吃面的路上，突然，我就被自己体内莫名的深情给俘虏了，这种深情就自己演变成了诗句跑了出来。”后来，种种深情集结成了他的第一本诗集——《任之》，而王任之，正是大卫的本名。大卫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视力”是一件重要的特质，这种“视力”并不是表面字义，而是指对历史、命运和词语的视力，“现在很多人都缺乏这种视力，但是辛波丝卡，她是我见过的视力最好的诗人之一。”
乐为引
“我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乐器”
放下书籍的大卫，是DDC舞台的“扛把子”。每次即兴演奏之夜，大卫总是跟着乐手打着节奏，手势上下翻飞，噼里啪啦地撂着一段又一段“狠话”，底下拎着酒瓶的观众跟着律动陷入狂热，一声接一声高喊出“Respect”。
“当时看了个国外的视频是谁在Freestyle，指谁说谁，当时我就傻了，这太恐怖了，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自我表达。当时我就觉得我要这样，现在我就，这样了。”与Freestyle相遇的瞬间，大卫被一击即中，“当时我觉得Freestyle是想到什么说什么，现在我会了之后才知道，是没想到什么我就已经说出来了。”
对文字和词语的“视力”让大卫的语言表达行云流水，而对于节奏和韵律的敏感，则始于广泛的音乐接触，“爵士、Funk、soul、世界音乐、摇滚乐……这些我都听，更偏爱律动性强的音乐，”大卫通过律动感受到身体内的力量，“我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乐器，但是对于Hip hop、Rap，我是在力量层面上认同它，在表达层面上没有那么认同，街头啊、帮派啊、枪杀啊，这些东西我不太感兴趣。”
大卫想呈现的个人美学，是他对于个体和命运的思考，“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一定要去勇敢、真诚地面对个体的苦难，而人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畸形的、变态的、不尊重人的政治塑造而成的。所以我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谈论人的苦难。我们用个人的美学给这些困境作见证，市场、家庭、大众传媒等给人造成的困境永远不会结束，我们的写作也不会结束。”这种常出现在摇滚乐里的主题，却被大卫披上了Hip hop的外衣，这便构成了他作品的独特性。“其实我这些表达形式都是塑料袋，我的表达实质才是水果，这些影像啊、诗啊、音乐啊都是塑料袋，很多人不吃水果，光啃塑料袋，希望大家多吃水果。”
在DDC大卫表演的舞台下，总会出现一个戴着五角星帽的观众，那就是崔健。他与大卫几年前一见如故，成为知己。崔健曾与记者聊起过这个忘年交：“大卫的优点太多了，首先就是他的专注性。只有一个过于专注的人才会有很强的愿望体现，就会忽视掉一些恐惧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做Freestyle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专注力的力量训练，如果心理基础够的话，他就敢于去面对一些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