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这个亦师亦友的称赞，大卫笑了笑，“专注力源于我精神上高度的自治性。我认为任何一个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个省份和国家的关系，而是国与国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和命运，一定都是在你体内生长的。我想我对这种生长的注重，我这种精神的自治，就是这种高专注力的源头。他（崔健）也很专注。”
大卫说，他与崔健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情感上的共鸣，“这种共鸣就是对个体的关注，对个体的敏感，我们都在做一个尝试——把个体的命运从这种大时代的叙事之中救出来。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经常把女人、时代、历史之间的界限模糊，做一个隐喻，你们不知道我们是在与历史说话还是与情人说话。我们的生命都是在我们的自由表达中生长的。”
影为延
“这是我个人的历史”
影像艺术家，是大卫的第三个身份。对于他而言，音乐、诗歌并行在前，而影像是后来涌现的念头——大卫有首歌叫做《玛丽莲梦露的腰有点儿粗》，当时在写完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出现了很多画面，“当时没想着自己做导演，就去找了一些MV导演与他们聊聊，他们就说，要实现我的要求困难太大了，于是我就决定自己做导演。”当时的大卫并不会写分镜头，于是他就闭着眼睛在脑中构思，最终呈现应该是什么样，然后告诉团队，去雕琢打磨，最终成果果然符合预期。
大卫说，相对于神秘主义的“灵感”，他更喜欢“直觉”这个词，他的影像作品也全凭由内而外的直觉。后来影像就成为了他对文字和音乐的延伸。
今年3月，大卫的首部影片《情欲，伤疤，被侮辱的人》于DDC首映，全场爆满。大卫说是去年年初，他在阅读博尔赫斯的一部短篇小说时，脑海里有了这部电影的雏形。他说，如果拿电影同文学类比，大部分中国电影呈现出的都是一种最枯燥的三流小说的面貌，“我就想，为什么不能把最本质的情感呈现出来。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过，历史总是在忽略情感突出事件。我就在想能不能把大历史的叙事和个人的真实情感之间的表述界限模糊掉。”
当时的大卫已拍了不少MV，在做这个更深度尝试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复仇的主题，“极权主义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有强烈复仇意识的哲学，我的电影是想着用诗的方式去叙述，我想用博尔赫斯式的、迷宫一样的方式，把时空拧碎，呈现出来20世纪我们共同的苦难，每一个个体都经历过的苦难。”
大卫的电影里有许多隐喻，性病、前苏联、父子、爱人、命运，善和恶交织呈现出了他自身独有的矛盾美感。对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个问题，大卫也道出了自己的观点：“人性善恶的划分是古典主义的观点，是静止的观点，这把个体之间的命运给割裂开了。其实我们谈论的不是‘善恶’，而是‘处境’。比如一个人在和平年代是个善良的人，但是在战争年代，他可能就会把孩子从母亲手中夺走扔进毒气室。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人的处境对其的塑造和影响。”
大卫并不在意自己的影像作品是否属于当代艺术范畴，“我就一心盯着我的作品本身，它接近谁远离谁我也不知道，也不太在意，我不愿意把自己投入一种类别里，一种历史进程里。这是我个人的历史。”
大卫词典
我的思考和我的命运都是由这些词语塑造而成的，而我的思考和命运塑造出了我的艺术。
纳粹
极权主义，代表着一种恶劣的政治，这种恶劣的政治在20世纪是造成最骇人的苦难的罪魁祸首。我们始终活在这种苦难的阴影下。而阴影，有时变得会比尸首还庞大，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