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上海—台北小说工作坊”落幕 上海与台北青年作家在交流中促进彼此认知
11月8日下午，上海作协举办名为“内省与蛮荒”的上海与台北作家交流会。
11月8日晚，“2016上海—台北小说工作坊”在上海大隐书局收尾。
11月8日晚，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台湾联经出版有限公司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2016上海—台北小说工作坊”最后一场活动在上海大隐书局收尾。青年作家们轻松地谈论自己的文学观念和这几天的相互接触。
在11月5日-8日4天的时间里，来自上海、台北的这10多位中青年作家、青年评论家进行了多场交流活动。
“对彼此的文学史
我们都了解甚少”
在大隐书局这场轻松的对话中，作家们坦言这次文学交流让他们对彼此的固有印象都有所改变。
“这个活动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我们互相太不了解。”台湾《联合文学》总编辑王聪威直言，“两岸的文学交流进展其实非常慢，彼此的陌生感非常强。绝大部分大陆读者对台湾作家的认识就是白先勇、朱天文、杨照这些作家。他们塑造了大陆读者对于台湾文学的想象。”
“反过来我们对大陆作者的印象就是莫言、余华、苏童、王安忆这些作家。”王聪威将这种印象归结于商业绑架，是商业让台湾读者只了解到这部分作家，“他们写了很多有关乡土的作品。坦白说这些很符合我们原本对大陆文学的想象。”
上海作家小白赞同王聪威的观点：“以前我对台湾小说的印象就是，不管是乡土小说还是仿现代的新小说，都有一种业余文青的感觉。但这一次让我完全改观了。”
这次工作坊，从台北来到上海的台湾代表作家有童伟格、李维菁、高翊峰、黄丽群、刘梓洁和伊格言。王聪威说：“这六位作家在台湾有很高的知名度，而他们的作品与过去你们所见的台湾作家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阅读他们的作品，会让你们对台湾文学有截然不同的认识，相信可以开启你们对台湾文学完全不同的想象，甚至会具有冲击性。”
但上海与台北作家的交流还任重道远。“我们与其说是在讨论文学，还不如说是在做初步的认识，就像轻轻抚摸对方汗毛、拍拍对方的背一样。我们对于彼此的文学史都了解甚少，所以要说有深刻的认识还谈不上，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起步。”王聪威说。
都市生活的诗意在哪里
11月6日，作家们在上海作协就“都市生活的诗意”这一主题进行讨论。李维菁、高翊峰、黄丽群、刘梓洁、童伟格、伊格言、小白、路内、薛舒、滕肖澜、btr等十多位作家参加了讨论。
乡村生活的诗意似乎是天然的，而都市的诗意却难以被捕捉。如何在城市文学中捕捉那飘忽不定的诗意呢？
写下《大城小恋》《美丽的日子》等作品的青年作家滕肖澜提问道，古诗中有许多诗意，那么当下的都市生活如何表达诗意？这个诗意从何而来？“乡村的诗意是与生俱来的，在诗性方面就占有一定的优势。城市生活节奏快速，大多数人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单调而格式化。诗意是爱在心头口难开，城市人多、话多而显得非常琐碎不精致。那么在写法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滕肖澜的作品以城市现实题材较多，她认为，或许可以用更野性一点的手法去刻画城市生活。
“上周我去听一位昆曲艺术家的讲座，有意思的是，他在说普通话的时候，整个人显得非常虔诚，但他讲着讲着会掺杂几句上海话。他用上海话来表达的时候非常贴切，这个时候出现的方言显得特别接地气，接地气与优雅似乎是相悖的，但这就是我们在写都市生活诗意时能够写出味道的地方。”滕肖澜说。来自台湾的青年作家高翊峰也表示，遗忘会产生一种强大的诗意，当我们回头看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其实已经充满了强烈的诗意。写城市的诗意，是否不能太走进城市，而是要抽离城市？诗意是不是一种装饰符号？
对此，滕肖澜回想起曾有人评论她的作品《又见雷雨》最大的优点在于小说里未写尽的意思。“这句评论对我的触动很深。都市生活的诗意简单来讲，可能不是像万花筒一般把人物关系讲得非常圆滑，而是要留有一些余地。写在纸面上的东西，未必是你真正想表达的东西。可能在旁人看来，你未写的内容反而是要表达出的最真切的东西。”滕肖澜说。
台湾联经出版社总编辑林载爵在研讨会上提出，诗意其实是可以被定义的：“文字上的诗意，一是需要有技巧，二是诗意的内涵。‘缓慢’可以占一个领域，甚至是‘颓废’‘忧伤哀愁’，都可以在这个诗意的范围内，甚至包括冲突都可以在里面，像滕肖澜和李维菁的作品有蛮多的诗意。问题是我们对于诗意一般的要求，会误导我们对诗意作品的一些想法。”
比起“写了什么”
更在乎“怎么写的”
在11月8日下午，上海作协还举办了两场上海与台北作家的交流会。上半场名为“虚构、非虚构以及真实”，下半场名为“内省与蛮荒”。
2011年，台湾曝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新闻事件。一名博士毕业、在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的台湾女子在网上被一个号称是“美国中情局局长”的骗子骗了，不仅骗了感情，还骗了钱。刘梓洁当时特别关注这个案子，有一天她看到新闻说，这位受骗女子依然痴心不改，面对媒体秀出定情戒指，还宣称“我的爱情是真的”。
“ ‘真的’，这成了我后来的书名。”刘梓洁看着受骗女子认真的样子，就想也许这男人是假的，整个事情是假的，但唯一真的是女子的感情。后来刘梓洁根据这个新闻素材，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真的》。
“写这样的题材，最难的是真和假之间。我拿到这些真实的材料，要怎么再去把它转化成小说？我觉得最理想的方式或许还是亲身采访与一系列调查。但这么做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写作道德的问题——我采访了受害者、警方还有家属，我只摘取有意思的部分并把它变形，我有这个权利吗？”刘梓洁坦言，她其实没想过在小说里探讨真实，也不是为了打击犯罪或伸张正义：“小说家更关注的应该是，如果写了这样一个小说，能不能被很公允地放在一个小说艺术评价层面进行讨论，而不是我写了一部葬礼题材就是葬礼专家，写了诈骗题材就是诈骗专家。”在《父后七日》红了以后，刘梓洁曾收到台北市民政局寄来的公文，内容是“因为您在殡葬业学有专精，因此请您来担任台北市殡仪馆的殡葬顾问”。
“我觉得太荒谬了。其实我只是一个写作者。一个作家努力写作，不会希望只因为 ‘写了什么’而被关注，更在于 ‘怎么写的’。”刘梓洁说，“在我的想象里，我带着真实事件去穿过一个虚构和变形的隧道，经历一连串冒险之后，出了这个隧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未曾想象过的全新景象。”
和刘梓洁相似的是，上海作家薛舒写完非虚构长篇《远去的人》后也“成为”了老年痴呆症方面的专家。2012年，薛舒的父亲被确诊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远去的人》记录了薛舒父亲患病后的两年时光。
薛舒说：“《远去的人》出来后我一直不敢给我妈看，因为里面对亲情、人性有很多的质疑。但我妈还是在一个遗漏的地方把文章搜出来了，结果她和我说，‘你把你妈妈写得很不堪。你写得不对，那不是我，不真实。’我只能和她说，‘有点虚构，你不要当真，这是小说。’”
薛舒说：“我想，人对自己的认识就是对的吗，就是真实的吗？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到我母亲这样的年纪已经没有了反省的自觉，她不会想她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也不会考虑普遍的人性弱点在她身上也有。其实我写出的可能是最普遍的人性弱点，但她觉得她没有。”
薛舒说，有的科学家或许对小说不屑一顾，但她认为写小说也是科研，“我们在感觉到一些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假设它存在，我们去写。经过漫长或短暂的时间，或许在我们生命结束之后，会出现现在不能被证明的，在未来才出现的真实。”
小说写作是由观念推动的
“这几年我们经常会讨论网络如何排挤阅读和纯文学的生存空间，我们以前会觉得网络催生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挤压了原来的阅读。现在的时间转速是超乎想象的。”黄丽群感慨，在新的时间感里，看纸质书很需要注意力，而除了时间感加快之外，今天的讯息量也极为庞大，“1980年一份纽约时报承载的信息量是17世纪英国人一生所能接受到的信息量。现在我们制造的信息量更加庞大了。”
“这几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写作这件事情，尤其写小说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对于现代人是否还具有必然承担而且无可回避的意义？”黄丽群坦言，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她都不会觉得这个问题这么迫切，但如今已发现很多比小说效果好上十倍百倍的产物可以满足人类说故事、听故事的需求。
她更说到，即便在文学媒介里，小说似乎也不如抒情诗和时事评论更占有一番天地。“抒情诗并没有消失，还提供更有效率的审美体验，短诗句在台湾的传播力及影响力可谓卷土重来。而时事评论也是应时间感和超大讯息量所产生的。这个时代是被抒情诗以及时事评论建筑起来的时代。”
“马克·吐温在一百年前就说过 ‘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荒诞’，这些问题不是现在才有，不是有了网络有了那么快的生活节奏才有，不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独有的问题。”上海小说家任晓雯说，她试图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寻找“我应该怎么写小说”的答案。
《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给了任晓雯很大的启发。“我们背负了太多的历史，有时候你会觉得要写战争写饥荒，被历史压垮了。而帕斯捷尔纳克的表述是从一个人及他的死亡来写故事。他是单个人构成生活，很多人的生活构成时代，很多时代才构成历史，是反着来的。”任晓雯说。
“大陆有一种思维模式是写一部很厚重的关于历史的小说，这种表述是有陷阱的。你在时代的俘虏中，身为永恒的人质。”任晓雯说，“很多人喜欢说 ‘写底层的人’，这其实是很危险的。还有‘民族的良心’，民族是一个群体，但良心是个人的。我没有为底层写作的资格，我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立的人。”
她还意识到，小说写作是由观念推动的，不是由现实推动的。以《包法利夫人》和 《安娜·卡列尼娜》为例，它们讲的是相似的现实，但它们是两部截然不同的小说。“现实对我的压迫是 ‘我要写什么’。我反过来意识到小说写作不是由现实推动的。由观念推动的写作是无穷尽的。当你因观念推动写作的时候，一切的历史一切的现实会为你所用。”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