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整作为诗人、翻译家，其实并不是斗士型的文人。在开庭前，日本文艺家协会为两位被告打气的誓师大会上，伊藤还小声对小山说：“真的要开练么？没事吧？现在收回还来得及。”而小山也知道，只要对检察厅陈谢，起诉应该会中止。可自己一旦示弱，不仅原作者D.H.劳伦斯将沦为“猥亵书”的作者，多年的挚友伊藤整也会作为“猥亵书”译者被坐实。无论从出版家的正义感，还是文人的洁癖出发，小山咽不下这口气：“即使剩我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如果可能的话，也请你援手吧。”于是，两位被告的手握在了一起。
正值战后初期，美国的军事占领尚未结束，知识人对日本法西斯化的悲剧记忆犹新，深创剧痛刻骨铭心的时代，面对“第一审判”，社会舆论的反应空前激烈。作家、文人迅速统战集结，同仇敌忾：日本文艺家协会和日本笔会第一时间联合设立“查泰莱问题对策委员会”，并发表态度强硬的声明，捍卫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特别辩护人中，有精通法律的著名作家，如中岛健藏、福田恒存等。1951年5月的第一次开庭，全国报章杂志一齐报道，新闻记者、作家挤满了旁听席。
1952年1月18日，一审判决小山有罪，罚款二十五万日元，而伊藤整无罪。判决书中写道：“尽管该译著本身并非猥亵文书，但由于不经意的贩卖方式，导致被当成春本的结果。”小山和检方均对判决结果不服，同时上诉。同年12月10日，东京高等裁判所的二审判决颠覆了一审结果，明确认定“该作品系猥亵文书”，并处罚金小山二十五万日元，伊藤十万日元。两被告当即向最高裁判所上诉，就此拉开了旷日持久的诉讼战。
伊藤整原本是那种文坛常见的自我意识强烈、性格内向到有些“认生”的文人，但战端既开，伊藤却迅速切换角色，展开了高调到不无挑衅的韧性斗争，以对舆论的引导来为自己和小山助战。他把法庭上控辩双方的争论详细记录下来，以非虚构的形式发表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即《裁判》）。与此同时，从第一次庭审起，在《新潮》杂志上连载长篇随笔《伊藤整氏的生活与意见》。巨大的话题效应，硬是把伊藤从一个多少有些边缘化的、落寞的纯小资作家，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流行作家。
特别是“生活与意见”，伊藤在自己名字的后面加了个“氏”字，有种从第三者视角出发，把自身“客观化”的意味。同时，大胆尝试讽刺与幽默，对控方极尽奚落之能事。每回发表，反响了得。在连载即将结束的时候，《妇人公论》杂志主动约稿，希望伊藤能以“生活与意见”的风格，写一组“软派的女性批判”。伊藤慨然应允。刚好1954年前后，出版界推出普及本的新书版（日本出版标准之一，即比文库版稍长一些的袖珍本，接近“企鹅”丛书的开本），“岩波新书”、“河出新书”、“角川新书”相继问世。同年3月，伊藤整在《妇人公论》上的连载由中央公论社以《关于女性的十二章》为书名，推出新书版。也因了查泰莱审判的“预热”，所谓“猥亵文书译者的女性论”，不失为十足的商业噱头。加上伊藤轻松、曼妙的文笔，前卫而不出位的新女性观，颇有读者缘。书甫一上市，便再次纸贵东洋，行销三十万册，成了当年第一大畅销书，且一举使尚处于“试水”阶段的新书版定型化，成为与文库版并行的两种主流开本之一，至今不衰。不仅如此，还引发了“十二章热”。一时间，跟风无数，诸如《关于时间的十二章》《关于爱的十二章》《关于电影观看方法的十二章》等等，不一而足。
不用说，版税多多，伊藤整成了与吉川英治、丹羽文雄等并列的富豪作家。接着，从住了七年之久的日野的“林中木屋”迁出，在东京世田谷区久我山新建了一处豪宅。但除了豪宅之外，伊藤家没有汽车、电话和电视机，仍过着自律的耕读生活，却开始借钱给旧日的文人朋友。据说金额不多不少，每人一律十万日元。
1957年3月，最高裁判所驳回二人上诉，维持有罪判决。判决书中说：“该著刺激人害羞的感情，违反了善良的性道德观念。”然而，讽刺的是，两年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英文无删除版，在美英两国亦遭诉讼，结果判无罪。可日本的有罪判决之后，查著却成了长销书，不断增印、改版，从有罪判决后的“洁本”开始，一路逼近英文无罪的全本，庶几已无差别。甚至唯恐被读者当作是“洁本”，特意在封面上打出“完译”（即全译）的广告。而最高裁的判决书，却躺在档案库中，无人问津。
回到开篇的话头。如果菊岛君碰巧看到这篇文字的话，请冒个泡。我是不会让你还书的，因为我这里好像也有你的书。但说不定会约个饭局，聊一聊夫人、情人什么的。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