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青年时期受到福楼拜的深刻影响，赫希曼终其一生都非常重视文字修辞的力量和影响。他非常关心人们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如何使用语言，既喜欢以文字发动颠覆活动，同时也警惕文字可能会带来的灾难。在其晚期著作《反动的修辞》中，他认为社会科学家玩弄文字游戏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引起他这种思想的源泉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在德国参加运动的经验，他对当时共产党人和纳粹党人的“雄辩”和确定性修辞已经充满戒心。实际上，语言和文字就是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的港湾与海洋，是他思想出击的战壕和休整的营地。而对习惯把文学与社会科学分隔看待的人来说，赫希曼把两者融为一体的能力和成果显然是最好的警醒和启迪。在本书中，作者对赫希曼醉心于文字与文学的描述和分析不难使我们认识到，这正是赫希曼的原创性思想的重要源泉。
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赫希曼发现的“隐藏的手”原理不同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他的观察和研究使他相信许多经济发展的进步都不是由于在制订计划时就有心想到并作为发展目标而得来的，而正是因为没有想到才有可能发生。作为以“改革贩子”著称的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深知改革的进程为什么总会充满艰难险阻，他非常关注和苦苦探索的是改革为什么会激起强烈的阻挠、改革措施的回报为什么往往是边际递减的、为什么改革经常会被“紧急刹车”（他提出了“被独裁政权中断”等原因）。同时，赫希曼在他的《迈向进步之旅》中打破了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刚性二分法，对仍然执着于一端的人来说是一剂很好的解药。赫希曼并不讳言他的经济学研究有明确的道德立场：“我们对拉丁美洲各国的独裁政权研究得越彻底、越全面，它们就越快倒台。”（609页）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拉美各国独裁政府以镇压行动“净化大学”的时候，赫希曼积极帮助异议知识分子创办独立学术机构，建立社会科学研究网络（718页）。在拉美经济研究中，赫希曼发现在经济增长“祛魅”之后，它在政治领域的“灾难性副作用”——“独裁政权以及‘系统性地侵犯基本人权’的做法”——就会在现实世界中四处蔓延。在这时候令他觉得极其失望的是许多经济学家舒舒服服地躲在不断扩张的经济学帝国内部，表现得似乎从来不知道经济和政治事件之间是有联系的。他敦促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家关注他们的经济分析的政治含义，他说自己深感不安的是许多政治灾难恰恰就是经济学家造成的（630页）。
作为经济学家，他诚实地揭穿许多“预测”、“定律”的欺骗性。他在《自我颠覆的倾向》（贾拥民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中明确宣称不相信存在什么“最好的道路”，也反对那种认为只有当全社会已经达成了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遍共识之后才能成功地建立民主体制的观点。赫希曼以均衡与非均衡问题的视角祛除了对社会冲突的恐惧心理或恐吓宣传，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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