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这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终于读完这部九百多页的《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杰里米·阿德尔曼著，贾拥民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真有一种在二十世纪思想与斗争的巨流中“御风而行”的快意——那是因为赫希曼在少年时代以黑格尔哲学和德国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为起点的 “奥德赛之旅”几乎贯穿了二十世纪人类所经历的重大政治斗争、思想史和学术史，他在成就了一段具有传奇般色彩的人生之旅的同时，也把自己形塑为现代思想与学术潮流中具有鲜明异质性的顶尖人物。最令人着迷的是，在赫希曼身上汇集了战士（从欧洲游击队到美国陆军）、思想家（从吸收到原创）、学者（从经济学到跨学科）、改革家（从理论到行动）、世界公民（从流亡生涯到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的跨国工作与生活）等多重身份，而他从不满足于仅仅属于其中某一种身份。终生不懈地阅读、观察、行动、实践，是其“worldly”（“入世”）的最好诠释；而“哲学家”，则是对其思想特质的最好概括。
赫希曼的个人阅读与政治生涯非常早熟。十四岁读马克思《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十六岁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边读列宁《国家与革命》、《四月提纲》，那时他深深地被列宁拒斥教条、关注精妙的策略和相信历史有无穷的可能性等思想所吸引，一边参加左翼社运；未满十八岁就开始流亡，然后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年学习、在意大利特瑞亚斯特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直到1940年底逃亡美国，那时他才二十五岁，却已经是一名反法西斯老战士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人。在意大利流亡时期，赫希曼认识的几位抵抗组织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对他有很深影响。那个反对党的教条、勇敢的意大利左翼青年吉亚嘲讽那种高调的道德主义、“伪饰的行动主义”和苛刻的“革命纯洁性”，他还极力打破对所谓“工人阶级力量”的幻想（135页）。在科洛尔尼等人的身上，赫希曼看到了非常令他敬佩的思想自由与参与政治运动的精神，直到晚年他仍然对此记忆犹新，并且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把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统一起来”（148页）。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他经常作为抵抗组织的秘密信使往返于巴黎和意大利之间，来回跨越边界，文字就是犀利的武器，战斗但是不屈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知识分子姿态”与“积极参与危险的政治活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188页）。
作者在书中一再说，赫希曼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如果脱离了书中所呈现的那个真实的赫希曼，所谓“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就很容易沦为我们并不陌生的对官僚政客的廉价吹捧。在我看来，赫希曼的理想主义首先体现在他的精神气质之中：跨越边界、突破禁区、以分离促成组合、以选择创造机会、从不可能中发现可能 ——赫希曼甚至创造了“可能主义”（possibilism）这个术语，他善于在遍地悲观的氛围中呼吁乐观、在各种错位、异常、反例、偏差、颠倒中培植想象、在别人止步不前的地方不顾深浅地迈出自己的探索步伐——所有这些都是他的“奥德赛之旅”中最为引人入胜的精神气质与思想特征。这些都深深地打上了他的流亡、游荡、充满变数的人生之路的烙印，但他并非天马行空的“骑士”，而是扎根在生活的大地上和改造现实的事务中的开拓者与播种者。对所有宏大理论与决定论叙事，他永远是坚定的怀疑论者——在这方面，蒙田质疑一切绝对知识并且首先坚持对自己的怀疑和反思于他有深刻的、决定性的影响，当然还有那位写《法国革命论》的埃德蒙·伯克；对悲观主义者，他永远是乐观主义的传播者；对所有固化的思维维度，他永远是一个“逆向思考者”；在所有禁锢和沉闷的日子中，他永远期待着带来“意外惊喜”的可能性。
由于在青年时期受到福楼拜的深刻影响，赫希曼终其一生都非常重视文字修辞的力量和影响。他非常关心人们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如何使用语言，既喜欢以文字发动颠覆活动，同时也警惕文字可能会带来的灾难。在其晚期著作《反动的修辞》中，他认为社会科学家玩弄文字游戏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引起他这种思想的源泉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在德国参加运动的经验，他对当时共产党人和纳粹党人的“雄辩”和确定性修辞已经充满戒心。实际上，语言和文字就是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的港湾与海洋，是他思想出击的战壕和休整的营地。而对习惯把文学与社会科学分隔看待的人来说，赫希曼把两者融为一体的能力和成果显然是最好的警醒和启迪。在本书中，作者对赫希曼醉心于文字与文学的描述和分析不难使我们认识到，这正是赫希曼的原创性思想的重要源泉。
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赫希曼发现的“隐藏的手”原理不同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他的观察和研究使他相信许多经济发展的进步都不是由于在制订计划时就有心想到并作为发展目标而得来的，而正是因为没有想到才有可能发生。作为以“改革贩子”著称的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深知改革的进程为什么总会充满艰难险阻，他非常关注和苦苦探索的是改革为什么会激起强烈的阻挠、改革措施的回报为什么往往是边际递减的、为什么改革经常会被“紧急刹车”（他提出了“被独裁政权中断”等原因）。同时，赫希曼在他的《迈向进步之旅》中打破了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刚性二分法，对仍然执着于一端的人来说是一剂很好的解药。赫希曼并不讳言他的经济学研究有明确的道德立场：“我们对拉丁美洲各国的独裁政权研究得越彻底、越全面，它们就越快倒台。”（609页）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拉美各国独裁政府以镇压行动“净化大学”的时候，赫希曼积极帮助异议知识分子创办独立学术机构，建立社会科学研究网络（718页）。在拉美经济研究中，赫希曼发现在经济增长“祛魅”之后，它在政治领域的“灾难性副作用”——“独裁政权以及‘系统性地侵犯基本人权’的做法”——就会在现实世界中四处蔓延。在这时候令他觉得极其失望的是许多经济学家舒舒服服地躲在不断扩张的经济学帝国内部，表现得似乎从来不知道经济和政治事件之间是有联系的。他敦促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家关注他们的经济分析的政治含义，他说自己深感不安的是许多政治灾难恰恰就是经济学家造成的（630页）。
作为经济学家，他诚实地揭穿许多“预测”、“定律”的欺骗性。他在《自我颠覆的倾向》（贾拥民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中明确宣称不相信存在什么“最好的道路”，也反对那种认为只有当全社会已经达成了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遍共识之后才能成功地建立民主体制的观点。赫希曼以均衡与非均衡问题的视角祛除了对社会冲突的恐惧心理或恐吓宣传，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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