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竹简
道家是中国思想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两者是什么关系，与儒家、自由主义又有何种联系与区别，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厘清。长期从事老庄哲学研究的刘笑敢教授，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张岱年先生读研究生，1985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随后赴美国和新加坡的多所高校访学、任教，2001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他看来，道家思想的确是被严重曲解和贬低了，从承认道家思想消极到发现道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和高远理想，老庄思想可以为现代中国以及世界文明提供全新的精神资源。
道家和道教这两个概念有时候会被大家混在一起用，两者该如何界定？
刘笑敢：道家和道教的区分是二十世纪引入西方学术体系和思想概念的结果，分别对应西方哲学和宗教的区分。在此之前，中国传统中没有道家和道教的分别。古代常讲“释老”或“佛道”，“释”、“佛”是佛教，没有问题，但“老”或“道”可以指老庄思想，也可以指道教。道教算不算宗教本来也是有争议的。西方文明开始时，苏格拉底、柏拉图讲的是哲学，犹太教、基督教则是宗教，虽然两者有影响和互动，但还是泾渭分明。西方最早讲的宗教（religion）特指基督教，或包括犹太教、伊斯兰教，都是同一源头的一神教。近代宗教研究扩展以后，有了萨满教的研究，佛教也包括进来，但道教算不算宗教仍有争议，法国一些学者坚持道教也是宗教，渐渐得到学界认可。此外，英国学者又把印度本土从婆罗门教延续下来的各种分散的信仰和崇拜习俗统称为印度教，其实本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印度宗教。西方学者在宗教学研究方面有开创之功，也有扩展之力，但也带来困惑。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文化霸权的结果，我觉得这是思想和学术的演变，称之为霸权并非毫无道理，但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其他人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概念，但如果没有实际影响，就没有讨论的可能。
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来观察和分析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会有相合之处，也会有凿枘方圆之处。十九世纪第一次世界宗教大会在芝加哥召开时，清朝代表就坚称孔教不是宗教。如果以基督教为宗教的标准，儒家、道家都不是宗教。这是一个宗教定义的问题，也是西方文化向外扩展过程中宗教概念的外延逐步扩大的结果。到今天，不仅讲萨满教、民间宗教，还有人提出公民宗教的概念。美国神学家蒂利希更提出将“终极关怀”作为宗教性的标准，这一标准是革命性的。按照他的说法，一个人每周去教堂，但从来不思考宇宙的奥妙、人类的命运、人生的意义，他就不是“宗教的”（religious），没有宗教性。相反，一个科学家、哲学家、建筑师、艺术家，只要他关切宇宙的终极真实，思考人类的命运，探讨人生的意义，那么即使他从来不去教堂，他也是“宗教的”，是有宗教性的。按照这种定义，儒家、道家也都是有宗教性的。
宗教与哲学似乎是对立的。宗教讲信仰，排斥理性。哲学是理性思维的产物，排斥任何信仰或权威。简言之，没有信仰，就没有宗教。排斥理性，就不是哲学。但这种区分也不是绝对的。也有讲直觉的哲学家，如尼采、叔本华；也有非常理性的神学家，靠理性思辨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哲学家也有讲神秘主义的，如克尔凯郭尔。所以，我们在逻辑上、理论上应该区别宗教与哲学；但我们也要知道，理论定义是对历史现象进行理性思考和归纳、总结的结果，而历史和现实不是按照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定义和理论发展演化的。
道家和道教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道家是对宇宙的起源与根据、人生目标、社会现象的理论观察和思考，如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以及黄老之学、魏晋玄学等。道教则推出最高的神灵作为信仰的对象，如一气化三清、太上老君等。道家或老庄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道教思想理论源远流长。有组织的形式则发端于汉代末年，最初与民间造反（太平道）和地方割据结合为一体（五斗米道）。此后，道教逐渐被官方理论家，如陶弘景、寇谦之等在理论上整合为正统的宗教，在南方形成和发展出天师道（正一道）。这时的道教追求长生不死、肉体成仙，不仅有各种修炼方法，而且有炼丹术，而炼丹术对中国的化学发展很有贡献，也在无意中发明了火药。宋代以后，大概是丹药成仙的幻想破灭，又受到佛教刺激，产生了提倡三教合一的全真道。道士开始出家，建立道观。全真教摈弃了炼丹术，开始提倡和修炼内丹之学，以人体为丹炉进行修炼，以达精神长生。
就追求长生不死来说，道家与道教绝不相同。虽然《老子》中有“长生久视”一语被当作道教思想源头，但《老子》一书并没有追求长生不死的内容，也没有任何有关神仙的内容。《庄子》中关于生死或生命长短的文字很多，也有赞赏长生不老的寓言人物，但没有明确的长生或成仙的论说。《庄子》中超脱生死的学说都是超脱于现实世界的，不是真实人生的不死成仙。
儒、道都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在历史上相互交缠，您怎么看两者的关系？
刘笑敢：关于儒道关系，流行的观念是儒道斗争。这种观念在中国和国外学术界都很流行。比如葛瑞翰（A. C. Graham）和刘殿爵（D. C. Lau）都曾以儒道对抗作为考证老子作者和年代的隐性的前提条件，这让我很吃惊。实际上，在宋代以前，并没有儒道两家相互斗争、批判的确切文献根据。
汉代以前并没有道家这一概念或派别，是司马迁将老子和庄子放到一个列传中记述的，《淮南子》中也仅一次提到庄、老并称。换言之，先秦时期并没有所谓道家学派，因此也谈不上道家与儒家作为派别之间的对抗。
误会来源之一，是传世本《老子》中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按照这个说法，老子似乎对儒家的基本概念是直接否定的。但是1993年出土的公元前287年前的郭店竹简本却没有这两句话，有的是“绝智弃辨”、“绝巧弃利”、“绝伪弃虑”。这说明传世本《老子》中“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的词语是后人加工的结果。这种加工是《老子》版本演化中最严重的“篡改”，但也并非毫无根据。无论如何，传世本明显突出和强化了老子对儒家的批评之意。从《老子》三十八章以及《庄子》等文献来看，老子的道和德在层次或位阶上高于儒家的道德观念，但不是对儒家道德的简单否定或取代。
从大量先秦文献，如《左传》《战国策》《论语》《孟子》《荀子》《管子》等书来看，都没有儒道对抗的记载。实际上，汉代虽然有过推崇黄老之学的时期，更有独尊儒术的说法，但并没有系统的儒家派和道家派的争论记载。魏晋时期，名士心中多以道家为高，但并不公开贬低儒家。在魏晋士人心里或口里，圣人还是孔子，老子并非圣人。儒家对道家的公开批判大概起于宋代，但常常是宋儒批判佛家的陪绑，故佛老并称，老庄或道家并非宋儒的主要批评对象。
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毫无疑问儒家是主流。陈鼓应先生曾经讲过道家主干说，后来补充说，这是就哲学和形而上学来说的，不是就整个文化来说的。陈先生是一贯批评儒家的，我曾对他说：“我们研究道家，不必批判儒家。” 他说：“笑敢，你不懂，批判儒家是我研究道家的动力。”我对陈先生有同情的理解。他在台湾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代受过迫害，被迫离开台大哲学系的教职。而国民党和历代统治者一样都是提倡儒家礼义文化的，所以他对儒家的批判有在现实中反对国民党专制主义的动因。不过，从纯学术和纯历史的角度讲，儒家是主流意识形态，并且渗透到政治、经济、学术、制度、礼俗各个方面，宋代以后更是如此。宋代以后很少有什么文人不算儒生的，连极端反叛的李贽也很难说不算儒家。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无不披被儒家的光泽。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都应该看到儒家、儒学、儒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从意识形态到政治运作，到社会习俗，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儒家传统的。即使批评性的言论，也离不开儒家的价值系统。
但有一种观点认为：撇开甚嚣尘上的那些泡沫，现代中国精神资源的拯救，不在儒，而在道。您怎么看？
刘笑敢：现在的热潮是儒学，说国学或讲传统仍然不能不以儒学为主。关于国学或儒学，我最想说的是“知不足而后进”。在反传统的高潮中，我从未反对过儒学、国学或中国文化传统。我现在这样说是感到当前的儒学热或国学热有些热情有余，理智不足；自信有余，反思不足；护教有余，开放不足。这对弘扬和发展儒学或国学是不利的，会妨碍甚至阻碍国学或儒学的健康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主要讲儒学好、国学好，似乎中国几千年的成就都是儒学的功绩。如果中国两千年的辉煌都可以归之于儒学、国学，那么两千年来中国的窝囊事、丧气事又该归罪于谁呢？难道好事都应该归功于儒学，坏事都应该归罪于佛教、道教？难道一切伟大都是国学之伟大，一切不幸都是外国人的阴谋强大？一个人只看自己的优点，不看自己的缺点，只标榜自己的正确，不承认自己有缺点，难道是思想健全、人格坚强的表现吗？一个这样的群体难道是有自信心、有生命力的表现吗？
我这样说不针对任何个人或群体，只是感到有这样一种不健康的氛围。如果有人可以证明这只是我个人的偏见，我会很高兴。我在中国文化研究的群体中有很多学友、朋友、师友，我尊敬他们，佩服他们的成就，欣赏他们的才华。我也注意到一些朋友对儒学或国学颇有微辞，甚至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不过大势所趋，这种声音越来越少。这一方面是好事，是从盲目的反传统的热潮中走出来的一个标志。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有些担心，一致性的赞扬中是否隐藏了另一种盲目性，即缺少自省和反思的意识。
谈到我长期研究的道家思想，我也不认为道家可以救中国，正如我不认为儒家、基督教或某种理论可以救中国。或许中国已经不需要被救，而是需要考虑如何健康成长。所谓健康成长就不是忽而向左突奔，忽而向右迈进。
作为精神资源，道家思想的确是被严重曲解和贬低了。我长期研究道家，从承认道家思想消极到发现道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和高远理想，我的确认为老庄思想可以为现代中国以及世界文明提供全新的精神资源。道家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理想的社会秩序，什么是理想的人生，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是超常的方法。道家有许多独特的思想资源。比如，世界上很多信仰都自认为可以解决人世的一切问题，儒家、佛教、基督教等各种学说都习惯于宣称自己认识和掌握了最高真理或全部真理。而道家从来没有这种自信或自大。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证明没有任何信仰可以真正主宰和规定世界的发展方向。在人类历史上，人、个人、精英人物或全体人类，都有认知和能力的局限。这正是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背后的思想基础。
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巨大成就来说，不是发现或设计了什么新的真理或理论，而是从掌控一切的手到放松一些看得见的手指，于是“允许”家庭联产承包，“允许”外资进入，“允许”私人开办企业。这就是“无为”的智慧和成就。
“无为而不为”之外，我们知道道家有一个核心概念——自然。它的本义是什么，与自由有关系吗？
刘笑敢：的确，自然是道家的核心概念，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或最高原则。从现有文献看，老子是第一个使用自然一词的，其意义早已进入思想发展演化的河流，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我们处于这条河的下端，但误以为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条河的源头之水。实际上，两千多年的无意识的演化和有意识的解释，让我们离老子最初的意思越来越远，以致完全忘记了老子的自然和现代汉语的自然之根本不同。
按照现代的词语意义来理解古代传下来的词语、术语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古语并非现代汉语的意思。比如，空穴来风，我们都知道这是无中生有的意思，但古语的意思是因为有空穴，所以有了风，和现在的意思几乎相反。又如朝三暮四，现在我们用它来表达用心不专、朝秦暮楚的意思，但古文原意是早上给你三个、晚上给你四个和早上四个、晚上三个没有不同，不必像那些猴子一样喜怒为用。一般人不必管古语是什么意思，能正常交流就可以了。但是作为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就不能理所当然地将现代汉语的词义当作古人的思想。
老子之自然是首创的概念，“道法自然”将自然推到了最高价值和原则的地位，但庄子所说的自然已经失去这一理想义，后来的自然逐渐指向外在变化或内在特性。二十世纪以来，经过日文百年的各种译词的尝试之后，中文的自然最终与英文名词nature建立了稳定关系，nature一词的自然界和个体本性的词义进入自然二字，结果鹊巢鸠占，nature的词义变成了“自然”的主要义项。现代人就“顺理成章”地将老子之自然解释为大自然、天性自然、生物自然、自然规律或野蛮状态，甚至有哲学家将老子的自然等同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亦即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老子的自然从最高的理想价值降落到现实的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之中。
自然一词的词汇义并不复杂，就是“自-然”，是自己如此的意思，强调没有外力的强迫或突然的变化。这一词义贯穿在自然一词的演变之中，成为各种演化的基础义。这一词义可以分解为自己如此、本来如此、通常如此、势当如此四个层次。为了便于现代人理解和把握自然的基本词义，我们可以将自然的概念概括为三个要点和标准：第一，动因的内在性，相应而来的就是外因的间接性；第二，变化轨迹的平滑性，相应而来的是质变的渐进性；第三，总体的和谐性，相应而来的就是没有内外的剧烈冲突。按照这个词义，一个人处于自己如此的状态，没有外力的压迫和内外冲突，这就接近了不受束缚、自由自在的意思，也就有了某种自由的含义。但这仅是就个体存在的感觉来说，而自然一词的词义或老子之自然的含义要复杂丰富得多，而自由一词也有各种复杂的定义和理论。所以笼统地说，自然的状态有利于实现个体的自由，但不能将自然等同于自由，有利于个体自由也不等于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
不过，仍有很多当代学者会去老子、庄子那里寻找自由主义的资源，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治学理路？
刘笑敢：提到道家与自由主义，我就会想到多年前林毓生先生一见到我就说：“笑敢，你看他们搞儒家的讨论什么儒家与自由主义，这不是很可笑吗？你应该讲道家与自由主义，道家才能接引自由主义啊。”林先生曾亲炙于哈耶克，是终身不渝的自由主义思想健将。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我都没有研究自由主义，一方面是太忙，另一方面主要是怕进入了自由主义理论，就会不自觉地将老子学说解释为西方自由主义，这样对老子的理解就会不准确，也会错失从老子思想中发现其独特理论的可能性，也就会失去为现代思想理论提供新的精神资源的可能性。
的确，老子的思想以自然而然的秩序为最高理想，这有些像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形成的自由市场的秩序；这种自然而然的秩序也和哈耶克的扩展秩序相类似。老子强调道是“吾不知其名”的世界根源和根据，揭示了人在根本问题上认知能力的不足，这也和自由主义反对理性的自负相通。老子提倡无为而治与自由主义反对大政府也相一致。但是，两者相似相通不等于相同。这里我们要强调，老子思想与自由主义的最大不同是出发点或着眼点的不同。
老子思想的代言人是圣人。很多朋友理所当然地将圣人当做统治者，这是没有历史文献根据的。老子的圣人是道的人格化体现，是道的精神和原则的直接表达，不是现实的统治者，而是治理天下的理想的楷模。老子思想的着眼点是天下、万物、百姓，是总体关照。这种总体关照的对象是平等的个体，即万物中的一切个体，百姓中的一切个体。万物和百姓中的一切个体是不分是非对错、高低贵贱的，所以说：人之不善，何弃之有。这种万物、百姓平等的意识与自由主义理论相通。但自由主义理论的着眼点是个体权利和尊严，其整体秩序有赖于市场交换而自发形成。
老子思想与自由主义的不同是可以相互容纳的。就是说，老子关切的天下秩序是可以接受和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而自由主义是不必排除圣人或上位之人对天下的关切，不必排除“圣人辅万物之自然”的原则。“辅”是无为原则的肯定式表达，体现的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在今天的世界，体现这一原则的应该是一切上位之人，万物就是下位的所有个体。将老子思想对天下、社会的整体关切与个体政治、经济权利结合起来，或许会得到一个更全面、更可欲的社会理想和人类前进方向。
《老子》有言：“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奚。”这一“知雄守雌”的理念与现代女性主义能有所沟通吗？
刘笑敢：《老子》中有不少雌雄、牝牡对举的文句，也有关于“玄牝之门”是为天地之根的说法。在这些文句中，老子没有例外地都是推重雌和牝，相对贬低雄和牡。这是老子哲学的一个特色，在世界思想史上是少见的。学界流行的一些看法是将这种倾向归结为母系社会、母性崇拜或女性生殖器崇拜。这些都是误解。应该看到，雌雄、牝牡、玄牝之门都是比喻之词，并非讨论男女之别。正如“姑娘像山茶花一样美”，重点是姑娘之美，而不是山茶花本身的特点。这些比喻之词所要指向和讨论的是道的特点和价值方向以及无为而无不为、柔弱胜刚强等原则。所谓“知其雄，守其雌”就是知道雄性的特点和优点，但是要恪守雌性的特性和倾向，发挥一般人所看不到的雌柔原则的优势。老子讲的不是男女问题，不是女性主义。
但是，老子这些比喻所表达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原则又是与女人之雌性特点密切相关的，与男人或雄性的特点相反。这又提示我们，老子实际上是对雌性或女性的行为特点的推重，这种推重的目的不在于颂扬女性或雌性动物本身，而是要说明和提倡女性所象征的文化特点的价值意义，这种价值意义正是老子之道所要倡导的“慈”所代表的对天下的关切，对万物和百姓平等地辅佑的原则，是无为和柔弱胜刚强的原则。这等于从价值观的角度和形而上的角度肯定了雌性或女性文化象征符号的价值意义。这和一些比较极端的女性主义者不同。有些极端的女性主义者希望女性摆脱女性温柔、随顺、关爱的特点，认为这些特点不是nature，而是nurture，是男权社会强加给女人的，所以女人要像男人一样行动、生活。老子思想与此相反，高度肯定了雌性特征所代表的文化意义。
我个人是赞成老子这种思想的。如果这个世界更加推重雌柔的原则，而不是提倡男性霸权精神，那么这个世界更容易走向和平与和谐。否则，价值观不变，即使女性有了权势，会与男性一样专断残忍，如埃及艳后和吕后。所以，老子思想虽不等于女性主义，却从形而上的、价值观的角度肯定了女性文化特点的象征性意义。总之，提倡女性主义，不应该是女性向男性的行为特点看齐，而是男性社会应该吸纳、接受一些女性的文化特征。就此来说，老子哲学是对女性主义更有力、更根本的支持。
1994年，您出版了《两极化与分寸感——近代中国精英思潮的病态心理分析》一书，这在您诸多以老庄为主题的学术著作中颇为醒目。请问您写作此书的用意是什么？
刘笑敢：那本书是我从道家思想出发对近百年来精英思潮的病态心理的反思和批评。所谓病态心理的突出表现是两极化的价值取向，对一切都习惯于做是非、对错的简单化、绝对化的评价，极端地反对一方、赞成一方，以斗争为原则和价值，排斥任何中间状态的合理性，不能对复杂的局面作客观的全面的分析。针对这种价值取向我提出分寸感的重要性。
这种反思起因于海外的经历和对百年中国之路的痛苦感。两件事对我有猛醒的刺激。大约是1989年，史华慈教授请我和普特南（Putnam）教授到他家吃晚饭。席间他们两人一直在批评美国社会的不公平，特别是在经济不好、百姓看不起病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还有百分之二十多的利润。他们说得很激烈，我好奇起来，禁不住问：“你们这样批评资本主义，是否赞成其他主义？”他们两人极强烈地大声说：“No way！”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幼稚，原来我潜意识中也有这种我并不喜欢的两极化的思维方式。1993年底我到新加坡任教，无意中看到李光耀说：“他们中国人聪明，有很多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我们没有，我们的祖先都是穷苦人，甘愿冒着在海上漂流数月得疟疾死在海上的危险到南洋来……”这段话让我痛苦不已。是啊，百年来中国涌现出那么多优秀人才，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那么多内部的斗争、抗争、此起彼落的政治运动，却落后于新加坡……原因何在？别人在建设的时候我们在斗争自己的同胞，我们是不是太好“斗”了？这背后岂不就是两极化的思维模式？当时一位华裔美国学者对我说：“笑敢，不必悲观，将来经济发展了，饼子做大了，对立斗争就会减少，局面就会好起来。”是这样吗？
自1980年代末开始，您先后在中国大陆、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访学、任教，就您的亲身经历来看，海外汉学界和国内的哲学界，在治学方面有哪些显著差异？
刘笑敢：起于欧洲的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学为主的“汉学”（sinology）这个词已经很少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国研究”，即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思想、哲学等诸领域的现代研究。老一代汉学家能看古文，却不懂现代汉语，不会说汉语，现在年轻一代的中国研究学者大多能说流利的汉语，而且不少在西方的研究中国问题的骨干是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的中国学者。
我曾问过杜维明先生，用英文写作和用中文写作有何不同。他说：“那太不同了。用中文写，今晚电传过去，明天就登出来了。用英文写，编辑会不断打电话和你讨论，商量如何修改。我对编辑说，我不再看修改稿了，你自己改吧，但编辑还会打电话，要和我讨论如何修改。”
依我自己应邀撰文编书的经验来看，也是这样。约稿的主编会交代写作题目、要求，收到初稿后会认真回复，或许需要修改。修改后，主编还会阅读加工，然后请你过目，是否接受他的修改或建议。送交出版社以后，一般会请两位学者匿名评审，评审人如果提出修改建议或批评意见，请作者修改或答复评审人的批评。如果评审人同意发表，责任编辑会在修改稿上作最后技术加工，并提出一些是否需要修改的问题和建议。最后，他们会让作者过目、签字，表示接受出版社最后的加工。国内完全不同，很年轻的编辑都可以随意修改、删节老学者的稿件，事先不打招呼，事后不征求作者意见。我感到西方的学者、编辑和出版社从整体来说都更认真，更尊重作者和编者的劳动，用英文写作更困难，但也更有成就感。 ■
封面刘笑敢像：刘筝 绘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