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汉朝的儒生，坚持汤武革命的，大有其人。昭帝时，一个叫眭弘的儒生就上书朝廷，要求汉朝皇帝退位，以顺应天命，结果被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处死。宣帝时，儒生盖宽饶上书，大讲“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的道理。宣帝认为这是要他“禅让”，当廷下令将盖宽饶下狱。盖宽饶不甘受辱，出宫门就拔剑自杀，也还真有些“革命”的性格。元帝、成帝时议论“禅让”的人不断。比如京房，比如谷永。而到了哀帝时，连皇帝本人都想要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宠臣。所以，当西汉的统治衰弱达于极点时，禅让的舆论便弥漫于朝野上下。西汉政权在抑制豪强兼并、平均地权上不能有所作为，人们便将希望都寄托在王莽的身上。于是乎王莽接受“禅让”，就成为那一段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王莽平均地权理想的毁弃
王莽做了新朝的皇帝，首先想要实现的，就是平均地权。他宣布实行王田制：天下田一律称“王田”，奴婢一律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称“王田”，就是重申始“六合之内，皇帝之土”那一套，无非是强调土地国有。称“私属”，就是说奴婢虽属你控制，但仍是国家“编户齐民”，跟你的“家众”一样。什么意思呢？且看王田令的规定：“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也就是说，兼并者的奴婢，既为“编户齐民”，就有权按“男口”数，像兼并者的九族、邻里、乡党一样，按王田制的规定，分得一份土地，向国家纳税服役。
王田制的本质，虽说以实现土地的平均占有为目的，却也包含着确保国家对土地和人口的全面控制，以实现国家财政利益最大化的诉求。这样的用意，正体现着王田制中所包含的强烈的帝王意志。然而，对如何实行“王田”，王莽拿不出行得通的办法。
那时，豪强兼并势力无不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国之权贵、朝之命官和郡、县官吏，又有谁与兼并无关？所以，王田制一经实行，官吏舞文弄法便无可避免，以至于天下冤声四起，百姓多被罗织成罪。史书上对此尽管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其中兼并者恃强凌弱，嫁祸于人的情况，是可以想见的。所以，王田制行了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就此向豪强兼并势力让步，将王田令彻底废除了。与此同时，他的那个平均地权的社会理想，也就此荡然而去。
五均六筦的失控
王田之外，王莽同时还在工商领域实行五均六筦。五均的性质，相当于汉武帝的均输、平准。五均为六筦中的一项。其主要的内容，一是由国家来经营以长安为中心的全国主要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之间的大宗商品运输；二是由国家来控制市场和商品定价；三是由国家贷款收息，以排斥民间借贷。此外，国家还对盐、铁、酒实行垄断经营，对山林川泽出产的各种货物征税，再加上币制改革，共为六筦。而五均与六筦并称，是由于“古人辞不审谛”的缘故（吕思勉）。
实行五均六筦，其实就是由国家来垄断商业利益。它集中地体现了王莽垄断天下财富的帝王意志。在实行的过程中，王莽也采取了与汉武帝时同样的办法，吸收各地富商大贾来主持其事。而这一时期的富商大贾，都是从汉武帝时期盐、铁、酒官营以及均输、平准中发展过来的，都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正因为如此，五均六筦政策一经推行，对这些富商大贾而言，可谓正中下怀。他们打着朝廷的旗号，口含天宪，“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薄，府臧不实”。“乘传”，就是乘着官家的车子。“多张空簿”，就是多做假账。“府臧不实”，就是虚报库存。对变身官商的富商大贾来说，做此等事的本事，较之武帝时期的权贵、官僚与商贾，借着盐、铁、酒官营和均输、平准勾结谋利，又不知高出多少，胆子当然也更大。所以，尽管朝廷法禁重重，对他们来说，是起不到什么约束作用的，以至于“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这样，不过十年之间，西汉的国家财政，就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天下吏以不得奉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对此，王莽同样效法汉武帝，一方面因征伐四夷军费缺乏，下令对边地军官“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助边”；另一方面“驰传天下，考覆贪饕，助边费之急”。他也采取了类似“告缗”的办法，鼓励“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但朝廷对地方已经失控，王莽这么搞，并不能改变贪污越来越严重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