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1603年，莎士比亚在创作喜剧《一报还一报》时，给剧中人物庞贝设计了这样的台词：“三便士左右的盘子虽然不是中国盘子，但也算是上好的了。”不经意间，莎士比亚透露出一个信息：当时的中国瓷器在西方社会属于稀罕之物。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传世瓷器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事实是，那时的英国人始终对中国瓷器投以好奇的目光。1615年，培根在《对浪费的弹劾案》一文中很肯定地写道：“瓷器就是埋在地下的一种膏泥，经过很长时间以后就会凝结成带有玻璃光泽的精美物质。”约翰·多恩则脑洞大开，在《马卡姆夫人哀歌》中诉说着自己的想象：“如同中国人，经过百年沉淀/他们埋下黏土，挖出瓷器。”
在京展出的“‘国之瑰宝’——中国景德镇陶瓷文化展”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通过收集这些散落在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瓷“碎片”，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蔡芳发现，中国瓷是英国走向现代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给英国人的饮食、消费和贸易领域带来了现代性”。
蔡芳是在“讲好陶瓷上的中国故事”研讨会上发表上述观点的。日前在江西南昌举行的这次研讨会，由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江西省社科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景德镇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联合主办。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中国陶瓷似乎总是以优雅的姿态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与会者认为，陶瓷是具有标志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也是全世界耳熟能详的艺术语言。今天的中国如何用这种语言继续讲好陶瓷上的中国故事，是亟待关注的时代命题。
中国陶瓷会“说话”
“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诗人臧克家的这首《三代》，令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傅修延印象深刻。
在他看来，中华民族以农耕为主业，侍弄植物的人总是对泥土满怀深情。而瓷器的原料来自乡间的泥土，没有哪种器物与泥土的关系来得这样直接。
一名海外华文教育学校校长用手机拍摄精美的景德镇瓷器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制作瓷器需要极度的细心和耐心。没有沉静灵巧的心灵，不可能制造出玲珑剔透的瓷器。从这种意义上讲，瓷器在我们这个农耕民族手中达到高峰似乎是一种必然。”傅修延说。
中国陶瓷的魅力就在于以“微言”传递着“大义”。中国理念、中国精神，在陶瓷上都得到充分彰显。
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小盾看来，上古时期的陶瓷史一直是文化史的标尺。大约一万五千年前，陶器产生，意味着人类创造了第一种非自然的物质，从而开始走出自然，也意味着人类文化实现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距今七千年前，彩陶产生，这意味着人类创造了一种新的审美方式，人类文明有了一种新的记录手段，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符号体系的建立。
他在研究中发现，新石器时代，中国先人就利用彩陶图案反复叙述着同一个故事，主题是某位神人正在抛撒种子。尽管图案的形式或繁或简，变化多端，但大体上包含着四个元素，即神人、植物种子、种子容器、飞撒种子的动作。
“这一故事的核心意义是强调生命力，所以彩陶图案往往强调手指，以手指来象征生产自然物的能力。”王小盾分析道。
从时光深处走来的中国陶瓷会“说话”，以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信息，成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有效载体。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砚祖认为，中国陶瓷是本土的艺术，是民族的艺术，是中国文化的艺术化表现和结晶。
傅修延也认同瓷器是艺术的体现，“比如瓷器有开裂，本来开裂是瓷器的灾难，但是似碎非碎是一种意境、一种艺术”。
中国陶瓷图案，记录着民间神话传说与日常生活片段，反映出的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与艺术理想。
“明代陶瓷的人物纹饰，都采用近似于传统绘画的构图形式，在空间与虚实关系上呈现出萧疏雅逸的风韵，充满了画意。”李砚祖说。
他表示，中国陶瓷在表达人物故事或戏曲故事时，工匠们惯于使用“减法”，也就是抓住其中最具爆发力的瞬间，或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来概括整个故事的内容。而这些故事又通常取材于当时流行的话本小说，容易被理解。中国陶瓷就通过“以图代文”的方式，实现理念与思想的教化和普及。
江西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倪爱珍也认为，中国陶瓷的人物故事图案，有着强叙事特征。比如在选择故事中的哪个场景来表现，往往不是选择所谓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而是故事的“顶点”，即最具有冲突性和最不稳定的瞬间。
中国瓷器所蕴藏的“中国风”，令西方人着迷。傅修延分析道，陶瓷上的柳树图案颇受西方人青睐，原因可能是殉情男女化成的比翼鸟，配上独具中华韵味的阁楼、小船、拱桥和庙宇，汇成了一股东方格调与异域风情。
“新西兰教育家路易·艾黎说，中国的青花瓷柳树图案，给人以‘安详而美丽’的感受。这样的神韵与情调，增加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憧憬。”傅修延说。
陶瓷的故事要“接着说”
在瓷都景德镇，“唐英”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这里设有唐英纪念馆，还给一条道路命名为“唐英大道”。甚至有时“唐瓷”并不是指代“唐代瓷”，而是“唐英瓷”。
在江西省作协副主席江子的笔下，清代朝廷任命的督陶官唐英是这样一个人：“从雍正六年，到雍正九年，并不怎么懂得瓷艺的唐英，潜心涉入采石、练泥、拉坯、绘图、烧成等造瓷行业的每一道程序之中，像一个普通工匠一样着短衫，绾裤管，渐渐熟练掌握了景德镇这一古老东方艺术之城关于瓷器烧造的秘密，成了景德镇制瓷的行家里手，同时掌握了景德镇参与陶瓷行业的庶民们的酸甜苦辣，得到了关于景德镇行业的第一手资料……”
辽宁人唐英在督陶的28年间，“尽革前朝之弊”，重视工匠的智慧和创造力，产品质量得以全面提高，花色品种大为丰富。他还对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进行总结，撰写了《陶成纪事》《陶人心语》等著作。
“唐英这个人物，有着君子之风，有着瓷一样的心性，实在是景德镇瓷器精神最完美的阐释。他的务实与勤勉，他的热情与忠诚，什么时候都值得后来者景仰。”江子说。
在新近出版的散文集《青花帝国》中，江子以《督陶官：唐英的手腕》为题，讲述唐英的故事。
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故事被讲述的年代。在当代，陶瓷的故事要“接着说”，而且要“大声说”“及时说”。
景德镇陶瓷大学副教授刘乐君表示，对瓷器上的图像进行精准的信息解读，需要具备充分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如果仅仅通过浅层呈现出的图像信息或单凭个人的生活经验，来对故事情节加以判断，就很可能产生误读。
她举例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康熙五彩瓷人物故事图盘，博物馆将这件瓷器的图案解读为“耕织图”。而她根据研究发现，图案绘制的是“洗桐图”。
“随着瓷器的大量出口，中国传统故事画也传到了异国他乡。因为文化传统的隔阂与国内在这个领域研究的欠缺，国外文博学界在解读中国瓷器故事画时经常张冠李戴。中国学者有责任深入开展研究，跟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博士倪亦斌说。
讲好中国陶瓷故事，要有专业的眼光，也要有切实的行动。
为了擦亮中国陶瓷在当代的光泽，景德镇在行动。就拿刚过去的2017年来说，景德镇陶瓷艺术展相继在上海科技馆、首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澳门民政总署画廊等展馆亮相，并走出国门，在荷兰和德国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彩华章。这些展览，展示了从山水到人物、从工笔到写意、从油彩到色釉的各种装饰手法，展示了颜色釉陶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韵味，诠释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反映出美好生活的愿景。
景德镇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魏望来表示，景德镇瓷器承载着深邃的手工艺符号特征和美丽的文化艺术信息。“当前，在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古丝绸之路有了新的时代内涵，这给中国陶瓷焕发生机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各方力量应该携手，把陶瓷上的中国故事讲得精准、透彻、动听。”魏望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