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人物画的精妙，则不妨从此次展出的南宋萧照的《瑞应图》中略窥一二。瑞应图是以宋代昭信军节度使曹勋所编故事为内容而绘制的长卷式连环图，同题材作品中此次人们看到的这幅可谓目前存世最为完整的，兼具重要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长约15米的画卷，总共画有400多名人物，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相差无几。古雅是它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不仅人物、衣冠、建筑、器物俱合宋代古制，树石画法、人物线描也都在细缜绵丽中蕴含着一种遒炼静穆，尽管人马服饰、建筑帘幔以及树石峰峦好用朱色，其余之处却多以紫色、青灰、赭黛诸色以中和协调。
于草木山石、花鸟虫鱼中轻叩生命存在的价值，这样的美学观有着静观万物的包容与淡然
宋元时期是中国书画的成熟期。知名度最高的两幅中国画，就出在宋元，一幅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幅是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有学者认为，就在这四百年间，至少有三大艺术现象是值得说道的。它们映射出当时的社会文化趣味，直接影响了宋元的艺术风貌。
宫廷美术全盛，此可谓其一。宋代绘画名家如郭熙、崔白、王希孟、张择端、李唐、苏汉臣、马远、夏圭、李嵩、梁楷都曾是供职于画院的职业画家，为美术史贡献了层出不穷的佳作。北宋初年，宫中即设翰林图画院，徽宗任上，皇帝以自己的鉴赏趣味和创作方法指点着画院画家的创作，当时的宣和画院，拥有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比如选拔人才，强调立意和格调，“以不仿前任，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又如培养人才，设立画学，内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还要兼习《说文》《尔雅》等古文字学典籍，以提高文化修养。
世俗美术萌芽，此可谓其二。宋代兴起“城市文明”，在北宋的都城汴梁、南宋的都城临安，除了贵族聚集，还居住着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城市文化生活空前活跃，绘画的需求量明显增长。一些画师涌入城市商业市场，为商店、酒楼、茶肆装堂饰壁招揽顾客而画，也为市民各种各样的需求而绘。当时，有的画家以画村田乐著称，也有的画家尤擅绘婴儿。庙会上出现了图画买卖和画像摊，街市上的“纸画儿”行业和岁末的年画市场则面向市民。绘画作为固定行业与社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突破了既往宗教题材以及贵族范围的羁绊。
文人绘画兴起，此可谓其三。在宋代，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与书法、诗词一样的载体，用以抒怀咏志。画什么，怎么画，相当主观，没有什么程式可以将其束缚，这其实为绘画指明了一条新的路径：绘画何必要拘泥于像与不像，忠实于内心的情绪即可。苏轼、李公麟、文同、米芾等一众文人名士都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画多取材花鸟竹石、水波烟云，借物寓意，注重诗、书、画、印的结合。这种画风在宋之后通过“元四家”的艺术追求和实践，成为元代画坛的主导。
这三重现象各成气候又彼此交织，助推着宋元艺术渐入佳境。
宋元书画其实是相当多元的，它们却不约而同地浸润着某种相通的文化特质：宁静、淡雅、含蓄、纯朴。宋代艺术更是代表着中国古代美学的顶峰，今时崇尚的极简美学，早在千余年前的宋代已经蔚然成风———用单纯的墨来画画、烧制单色釉瓷器。
雅致背后，这一时期的艺术更令人动容的是，一种不矫揉造作的温度，于草木山石、花鸟虫鱼中轻叩生命存在的价值。宋代山水画名家郭熙在一篇山水画论中曾提到，山水画的价值在于能使观者深如其境，山水画家一定要和山水建立起亲和的关系，观察山水在阴阳四时、昼夜晨昏间的变化，敏感而有技巧地捕捉到所有现象。而面对一截枯木、一片残雪，或是本已烧坏的冰裂纹，这一时期的艺术似乎也总能将遗憾变成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