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倾斜之塔：反思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讨论会在京举行
蔡明亮说，以后只在美术馆放他的电影。 （《那日下午》剧照）
李安运用最新技术拍摄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引起巨大讨论。
“如果你们想通过什么东西去看到这个世界，看到这个世界的多重面目，看到今天实际上存在的多个世界，电影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一个媒介。”
——戴锦华
12月3日下午，“走下倾斜之塔：反思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讨论会在北京外研书店举行。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教授、重庆大学电影学院文学系副主任范倍博士和北京电影学院的杨北辰博士展开对谈。
电影在如今这个日益碎片化的时代承担着何种职责？未来电影是否会死亡？技术的革新对于电影来说意味着什么？从审美角度来看该如何评价电影？针对上述问题，几位嘉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只要实体影院继续存在
电影艺术就将继续存在
杨北辰：在1980年代的时候，电影在文化领域里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回流作用。电影里面的理论和批评、对电影的探讨重新流回到其他的社科领域。我想问，处于现在这样一个失去了某种所谓核心或者主流的世界里面，电影还能够做什么？其实我们都能很切身地感触到，电影在整个文化领域里面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中国，从当年某种激进的先锋文化的代表到现在强有力的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代表，这种转变是非常剧烈的。我的问题是，在今天，电影是不是还能在日渐破碎的时间中承担起某些责任？
戴锦华：我最近连续做的公共演讲都是讨论所谓数码转型，我讨论数码转型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核心焦虑是“电影死亡”，准确地说是胶片死亡。但是引申出来的问题是胶片死亡是否也同时意味着电影死亡？就是这个介质——电影原本介质——的消失，在什么程度上将意味着电影的死亡？这个问题是我的核心焦虑。
但这个局面至少不会很快发生，因为伴随中国崛起、中国电影的崛起和巨大的中国电影产业，这一剂强心针之巨大，使得好莱坞第一次停止了资本流出的速率，第一次开始放缓，据说有回流，电影人的流出即人才的流出也开始放缓。我自己所到之处，在欧洲、在美国，从大导演到制片公司都想跟我谈谈：我们有什么机会？我们能不能到中国拍片？我的影片能不能进入中国？所以我觉得至少中国的崛起毫无疑问地放缓了大家认定的电影衰落而且加剧衰落的过程。
同时我自己认为，未来电影会不会死亡，取决于我们要不要用VR——虚拟眼镜——取代实体影院。只要实体影院继续存在，电影艺术就将继续存在。但如果我们认为虚拟影院可以逼真地取代实体影院，反过来说，是实体影院的空间决定了电影艺术的很多很多的质的规定，如果不需要在影院看，而在家戴眼镜看，它就可以是电视剧甚至也不是电视剧——因为电视剧是被电视界规定的——它就是一种视听叙事形态，而不再是今天的电影艺术。我觉得，中国这么巨大的实体影院如果有政策保护来助推，我们也将极大地延长电影产业在全球性的生存。你们可以认为我落伍了，但是我今天仍然坚持认为电影是影院的艺术，所以爱电影的朋友应该去影院看电影。而且这也让我觉得，所有爱电影的人在设法给电影续命。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电影的社会功能角色好像一直在萎缩。我自己的观察是，如果想做电影的社会文化分析、政治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我原来对电影做这些分析，现在如果我还想做这些分析，可能我更好的选择是分析电视剧而不是电影，因为电视剧的大众性与公共性，电视剧作为庞杂、混乱的社会意识的载体，它很像好莱坞全盛时期的B级片，杂芜而丰富。但如果你们想通过无论是银幕还是荧屏还是什么东西去看到这个世界，看到这个世界的多重面目，看到今天实际上存在的多个世界，电影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一个媒介。
如果你不只盯着好莱坞大片和院线热映热评的电影，你同时看不同国别、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电影节的推荐和获奖影片，同时也看各种评价系统推荐的影片，你就会看到几乎今天世界的所有问题和所有样貌。因为从2010年开始，当时做一套电影的年书，观片量就上去了，一年看几百部电影，在这个过程中，我才再一次非常欣慰地发现，电影这扇窗口仍然是今天最迷人也是最多元的窗口，所有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任何一个批判者、一个抗议者提到的问题，你都能在电影当中找到它的某种呈现或者某种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替代，文学不行，戏剧不行，电视剧也不行，还是靠电影。
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希望电影不死。我鼓励大家去影院，是因为相信电影是影院的艺术，另外很重要的危机是，数码介质正在把我们分割在不同的宅里，我说这叫独自不孤独、独自而完满的宅，可不要忘记，人类自有历史以来，且直到最后，我们都是社群和集体性生存的。我们需要像今天这样的空间，人对人，肉体对肉体，我们的眼睛是真的在对视互望，而电影院也是这样的空间，让我们去相遇，让我们去集结。所以在社会的意义和对电影艺术的热爱的意义上说，我都认为影院空间仍然是让电影艺术延续、赋予电影艺术生命的地方。
“电影是什么”
重新成为一个问题
杨北辰：电影在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因为我有一部分工作是在当代艺术里面，当代艺术因为有观念艺术的背景，所以它很强调对于非物质性艺术的兴趣，里面就会涉及行动主义， 或者介入性、参与性的艺术，这是当代艺术的一条很重要的线索——不可出售、非实体化的艺术，怎样去周转？
我觉得对于电影来讲，它曾是一个很激进的媒体类型。因为我原来看法国电影史，不管是电影还是对电影的讨论，其实曾经都是激进的、批判的，也可以很简单地说是“左翼”的，这个线索到现在也没有中断。比如说1970年代的“战斗电影”，他们强调电影跟真实的社会、跟真实的人发生关系，或者说产生真实的社会结果。
在第六代早期，尤其DV刚被创造出来并开始普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导演进行了一些非常激进的实验——比如王兵、赵亮等等。我们现在的数码媒介，相比DV时代把电影的制作成本又降低了，更方便了，甚至可以随时地拍电影。因为戴老师在最近的一次访谈里面也谈到技术问题——技术永远是双刃剑，一方面就像您说的，电影可能会死掉；另一方面，这种技术有没有可能让电影重新能动或激进起来，或者成为一种跟资本保持一定距离甚至与资本进行对抗的媒介呢？
戴锦华：回答是毫无疑问。我之所以不强调这个面向，是因为我觉得今天中国又特殊了。当年初Alpha Go这个程序引发新闻话题，再度把机器人、人工智能的问题带回来以后，其实全世界是很迟到地又开始发抖，开始说我们是不是要想一想，是不是慢一点，停下来，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将被我们的创造物所威胁。当全世界都开始进入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中国自始至终洋溢着对技术进步的全部乐观，从打开社会空间、打开封闭的领域，到中国代表最新科技和最新科技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未来和前途。所以我就想——说得温和一点是拾遗补缺，说得不温和一点是想唱反调——特别强调我们在获得技术的所有这些便利的同时在失去什么，强调这个临界的危机状态。
我认为你说的是毫无疑问的，今天从技术层面本身，电影几乎没有门槛，当年我热爱电影学院，更重要的是我热爱“电影国”，我说世界上有一个“电影国”，这个“电影国”是完全封闭的。我那候开玩笑说，取得这个国的绿卡和护照比取得美国的护照和绿卡难多了，我好不容易有了，怎么舍得放弃？因为当时如果不是电影人，怎么可能到资料馆看电影？怎么可能了解生产的状况，怎么有可能有机会到国际影坛当中进行交流？而今天这一切皆有可能，太简单了，它使得电影几乎没有门槛，使得每个爱电影的人，下一分钟，下一秒钟就开始做自己的电影。苹果手机足够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拥有一个智能手机的人，下一秒钟就可以开始做自己的电影。
可是这时候“电影是什么”会再度成为问题。我反复强调，胶片死亡之后，电影与录像艺术之间、电影与卡通之间、电影与电视之间的墙就顿然倒塌。可能也是因老旧的观念，我仍然认为，界定一个艺术不是它能做什么而是它不能做什么。这时候电影及其他的相邻艺术怎么自我定义，怎么因自我定义而获得独特存在、生存下去的理由，而不混为一谈。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一方面理解蔡明亮“以后我只在美术馆放我的电影”的说法，一方面，我同时想对他招招手说“再见蔡明亮”，他开始变成了一个影像艺术家而不再是一位电影导演。当这样一个变化发生的时候，一个是要回答电影是什么，另外要回答的就是，电影是不是绝对内在地包含着并且召唤着它的观众。
人人都可以拍电影，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拍电影？你拍给谁看？这个问题都有点老土，但是这个问题非常必要。今天我们一个最具征候性的时代文化是自拍，一切都是要返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来的，一切都是揽镜自照。如果是以这种自拍或者是揽镜自照方式去制作你的电影，你不可能同时期待有人要看你的电影，因为你自恋我也自恋，所以在我们都自恋的情况下，你凭什么迫使我看你的自恋和分享你的自恋呢？这时候它关系介质、媒介本身的问题，我们要思考这个电子介质的问题，我们也要思考电影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要思考电影所谓社会功能性的问题，电影艺术和电影社会功能性的问题，也要思考在宅与宅之间共振的可能性在哪里？我们要不要拆了宅的墙，或者我们可以说本来就没有墙的存在？我觉得它要回到那一系列的问题上。
爱电影的人要拍电影，拍什么样的电影，为谁拍电影，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要重新被提出，要回答，然后才谈得到技术自身所提供的便利，因为这种便利，同时是一种抹除，本来想寻找可能性，现在是一切皆有可能了，但是一切皆有可能也是一切都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