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件你们应该还保存着吧？”
“现在厂子都没了，需要保存的东西太多了，谁保存？”
“文革”结束后，放光芒的厂标显得有点太左了。汪洋恢复工作后给祖绍先下命令：“做一个新的厂标！”祖绍先召集厂内美术人员开座谈会，发动大家设计出了四五十个图案，有天坛，也有天安门、华表，最后都贴在汪洋的办公室审定。
最后的定稿是汪洋口述、祖绍先具体落实完成的。“他说，老的工农兵的算了吧，不考虑这个类型了。他定了四点，第一，用天安门，只有北京电影制片厂有资格用天安门。他要求天安门要正面，搞成一个金色浮雕。第二，底纹用大理石背景，比较庄重。第三，‘北京电影制片厂’这几个字肯定得要。第四，国家有规定，要有汉语拼音。”四大元素确定后，汪洋对祖绍先说：“大理石，你去给我找个五六块来。”
汪洋认为：“每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都不一样。为了和影片衔接得贴切，片头应该有几个版本。比如灰的、墨绿的、紫红的、海蓝的，都得有。主图案是金色，所以底纹浅颜色就不要了。然后再搞一个纯红的，就是红底。”
为此，祖绍先跑了一趟大理石厂，得到的信息是：杭州边上有一座山出大理石。于是，他就跑到了杭州，买了七八块大理石回来。
祖绍先拿石膏雕了天安门，涂上金粉。结果金粉不过关，放一段时间就污掉了，老得涂。他就跟汪洋请示说，我要给天安门贴金，得买金箔。在汪洋支持下，祖绍先请北京雕塑厂在原来那块楠木上雕了天安门浮雕。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买到黄金金箔，交给雕塑厂贴上。这样，几个组件就齐了。
祖绍先在一块玻璃上写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底下的拼音，将金色浮雕固定上去。大理石板不能放在后面，因为焦点对在玻璃上，后面的大理石板花纹就会虚，所以只能进行两次曝光。祖绍先说：“片头一拍就是一本，各个色调都有，搁着，用什么，导演自己定。”
汪洋定的这个片头，用了很多年，成了新时期北影的名片。
谢芳生了孩子，汪洋送来两只鸡
“他艺术上全懂，生活中又很平易近人”
北影的电影《青春之歌》让谢芳一举成名。实际上，1935年出生的谢芳对《青春之歌》的社会背景并不熟悉。谢芳1951年进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做歌剧演员，1957年在武汉结婚。如果不是导演崔嵬还记得她，她就是武汉的一个歌剧演员。
1953年之前，崔嵬兼任过武汉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和谢芳有两年时间的交往。后来崔嵬离开武汉到北京拍电影，分别六年之后，他请谢芳出演《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这是庆祝国庆10周年献礼片，时长三个小时。谢芳对笔者回忆说：“这说明导演对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那时，汪洋是北影厂厂长。谢芳说：“那时候不像现在，那时的领导从来不挂名。汪洋拍了好几百部电影，几乎没怎么署名。”
经过接触，谢芳感受到汪洋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在谢芳眼里，人分几种：有能耐但比较傲气、和善但比较窝囊、有能力又平易近人。谢芳说：“最后这种人很可贵，汪洋就是这样的人。他艺术上全懂，是内行；生活当中很平易近人，大大咧咧的，嗓门也大。”
拍完《青春之歌》后，1960年，谢芳在北京生孩子，汪洋和制片主任、副导演一起到谢芳家探望她。谢芳至今记忆犹新：“他给我买了两只鸡。那时是困难时期，闹饥荒。”
1961年，谢芳作为妇女代表团成员之一去日本访问，虽然不是北影的事，也不是电影的事，汪洋仍特意让北影著名摄影师给谢芳拍了照片，并冲印了很多，送给谢芳。因为汪洋知道，一般女演员出国都得发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