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伦·金引用的《耶稣之妻福音书》
凯伦·金与《耶稣之妻福音书》
对急于证成己说的学者，这张来历不明的科普特文残叶，无疑是天赐良机。这简直是：想要什么，就来什么。但万万想不到，对阴险狡猾的作伪者来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造什么。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创刊于1857年，是美国老牌的文化思想杂志。从2003年开始，该刊改为每年十期，名字中也就摘掉“月刊”一字，直接叫The Atlantic。这本杂志2016年7 / 8月号刊登了记者萨巴尔（Ariel Sabar）撰写的长篇调查，证实了所谓《耶稣之妻福音书》（The Gospel of Jesus' Wife）乃是伪作，就此结束了一场持续四年的学术争议。《澎湃新闻》很快在网上刊出了梅华龙先生对这篇调查所做的概述，让中文读者第一时间领略了萨巴尔精湛的探案功夫。萨巴尔自始至终跟踪这一事件，早在2012年就为Smithsonian杂志第十一期写过报道。虽然他对争议所涉及的学术问题都有深入了解，但两篇报道均面向公众，不可能在学术层面着墨太多。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最新的文物造假案做一点学术补充。
整个事件始于2010年7月9日。这一天，哈佛大学神学院的凯伦·金教授（Karen L. King）收到一封邮件。发邮件者称自己收藏古代写本，藏品中有一件早期福音书的片段，似乎记载了耶稣和门徒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争论。“玛利亚”是极常见的犹太女性名字，新约中提到叫玛利亚的女性计有十人。当然，最著名的是耶稣的母亲和抹大拉的玛利亚（Mary Magdalene）。这位来自抹大拉（Magdala）的女子，在四福音中是颇为抢眼的人物。耶稣受刑时，她就在现场，耶稣复活后又最先向她显现。在未收入新约正典的早期基督教文献中，玛利亚经常与其他地位尊崇的男性门徒并称，至少有两部书都称她是耶稣最钟爱的门徒。但公元四世纪之后，西方教会开始将福音书其他段落中提到的“女罪人”和与人通奸的女子，叠加到这位女性使徒身上，造成中世纪普遍将抹大拉的玛利亚看成一位从良的妓女和悔改的罪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位饱受屈辱和冤枉的女圣徒，得到了女性主义学者的强烈关注。后面会看到，金教授就专门研究过一部以玛利亚命名的福音书。
金教授与这位藏家素昧平生，担心有诈，所以没有贸然跟进。谁都知道，如今是民科和骗子横行的时代，特别是涉及古代文物的时候，有人企图借重名校的光环来提高藏品的价值，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时隔一年之后，到了2011年6月底，这位藏家又发来邮件，称有欧洲买家有意出高价购买。但他不想让这件藏品就此湮没在私人收藏之中，想在出售之前，先咨询一家知名的收藏机构，或者等到有学者整理出版之后再出售不迟。也许因为藏家的执着，金教授这次将警惕的阈值调低，决定认真研究一下邮件附件中的图片。这一看可不要紧，她觉得这是即将改变基督教历史的惊人发现。
“耶稣对他们说：‘我妻子……’”
这件文物是一张写有古代科普特文的纸草残叶，大约四厘米高、八厘米宽，尺寸略小于普通名片。科普特文（Coptic）是公元一世纪到五世纪通行于埃及的书写文字。古代埃及除了最古的象形文字之外，在纸草上用“圣书体”（hieratic）抄写文字。第三种字体，称“世俗体”（demotic），用于日常文书的书写。但这三种字体均非常繁复，图画和符号甚多。到罗马晚期，公元二世纪左右，书吏开始启用希腊字母，加上少量俗体字母，便形成科普特文。在埃及，几乎只有基督徒才用科普特文，因此以科普特文抄写的文本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文献。这张残叶的正面有八行文字，但由于残叶是从更大的纸草叶子上截取的断片，所以每行文字均不完整。依照整理者的英文译文，大意如下：
1]“非对我。我母亲给我生...”
2].”门徒对耶稣说：“.[
3]拒斥。玛利亚不配[
4]...”耶稣对他们说：“我妻子..[
5]...她可以作我的门徒..[
6].让邪恶者骄傲...[
7].至于我，我与她在一起，为了.[
8 ].形象...[
（作者按：标点符号均依照英译文原有格式。）
背面几行，只有零星几个字可以辨识，此处从略。
残叶上最触目惊心的，自然就是耶稣口中说出的“我妻子”。若残叶为真迹，这便是今存古代文献中唯一明确提到耶稣有妻室的段落。金教授也据此将这张残叶命名为《耶稣之妻福音书》。其实，原书是否有标题、标题是什么，都不可知。所谓“耶稣之妻福音书”，只是整理者自拟了一个抢眼的标题而已。
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思考，金教授给这位藏家回了邮件，要求必须亲眼看原件，才能进一步鉴定。2011年12月，这位神秘的藏家来到哈佛，将残叶交到金教授手上。金教授的专业是早期基督教历史，并不精于纸草学和古文书学。她随即咨询了几位专业纸草学家，特别是美国纸草学的头号权威巴格诺尔（Roger Bagnall），因为他在古代写本的真伪和断代方面以保守和持重著称。金教授从各方都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残叶上抄写的文字，虽并非出自第一流的职业书手，但文物的真实性无疑义，抄写年代可定在四世纪下半叶。有了行家的支持，金教授吃了一颗定心丸。2012年9月18日，在罗马举办的世界科普特文研究大会上，金教授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在发布会现场，只允许一位媒体记者参加，他就是一直跟踪报道此事、并在《大西洋月刊》上最终揭露作伪的萨巴尔。
2014年4月出版的《哈佛神学评论》（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07.2）刊发了金教授长达二十九页、布满一百二十条脚注的论文，题为《“耶稣对他们说：‘我妻子……’”：新发现的科普特文纸草残叶》。看标题，突出的依然是耶稣的婚姻状况，颇具轰动效应。这篇精心撰写的论文，曾遭一位匿名评审反对，险些遭退稿。《哈佛神学评论》又找了第三位评审，才勉强过关。金教授在论文中提供了科普特文的录文和翻译，对所涉历史和宗教问题做了阐述，并简短回应了学界的怀疑。她认为这篇对话很可能创作于二世纪下半叶，虽不能由此简单地推断历史上的耶稣确与玛利亚成婚，但至少能反映出早期教会内部对婚姻和女性地位存有争论。按金教授的解读，残叶上的耶稣既说母亲给予他生命，又说妻子玛利亚可以作他的门徒，那么这篇福音书等于强势宣告：为人母、为人妻的女性都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这篇对话的要旨，在于论证女性完全可以成为有权威和领导权的使徒：“早期教会中有人认为独身守贞高于婚姻和生育，将禁欲视为成为门徒的必要条件，而《耶稣之妻福音书》意在回击这些观点。”（152页）所以，从残叶上的只言片语中，金教授听到的，是伸张女性使徒权利的呼声。
其实，金教授早在2012年9月接受萨巴尔的采访时，就提了几个问题：“为什么只有记载耶稣独身的文献保留下来？为什么所有记载耶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有亲密关系或者曾经结婚的文献，都没有保留下来？这是百分之百的巧合吗？还是说，因为独身后来演变成基督教所奉持的理念？”金教授那篇高度专业化的论文，论证的就是耶稣最早的追随者，是不以婚姻为耻的，而且女性是与男性并驾齐驱的。这个观点完全符合金教授既往的研究和一贯的思想倾向。
《玛利亚福音》：“为何不选我们，却选中她？”
凯伦·金从1997年开始执教哈佛神学院，此前的学术发表不算太多。2003年，她出版了两本专著，一本是对《玛利亚福音》的译注和阐释，题为《抹大拉玛利亚福音书：耶稣与第一位女使徒》（The Gospel of Mary of Magdala: Jesus and the First Woman Apostle）。另一本《何为诺斯替？》（What is Gnosticism?）是从学术史角度梳理和辨析“诺斯替派”这一概念以及隐含的问题。其中第一本与《耶稣之妻福音书》的关系尤其密切，所以这里着重介绍一下。
早期基督徒的撰述甚多，但进入新约正典、被教会认可的文本则有限。二世纪和三世纪的护教作家，经常猛烈抨击“异端”的著作。当时有不少正典之外的福音书也在流传，这些书往往假托某位使徒之名，但内容却未必尽合后来的正统神学。《玛利亚福音》就是这样一部书。
1896年，一位德国学者在埃及购得一部纸草册子本，里面有多部用科普特文抄写的文本，都是新约正典之外的基督教文献，包括《玛利亚福音》《约翰启示录》和《彼得行传》等。其他文本都保存完整，只有《玛利亚福音》是残本，最前面阙六页，中间阙四页。后来，在埃及又相继发现了这部福音书的希腊文残篇，文字与科普特文本大体重合，只是字句间或不同。所以，目前我们既有篇幅较长的科普特文本，也有两个三世纪的希腊文残篇，证明此书原来用希腊文写成，后被埃及基督徒译成科普特文。所以，这部经外福音的真伪是没有异议的。
《玛利亚福音》前面阙六页，现存的文本开始之时，耶稣和门徒讲道完毕，临别之际，叮嘱他们要向世人传道。从上下文分析，应当发生在耶稣复活之后。耶稣离去，门徒心中愁苦，放声大哭，相互言道：“我们如何去外面，向世人传天国的福音呢？若他们不曾放过他，又焉能放过我们？”门徒担心会像耶稣那样送命，明显流露出胆怯之意。而就在此时，玛利亚挺身而出，出言安慰众人。而耶稣的首徒彼得说：“姐妹，我们知道主爱你胜过爱所有女子。告诉我们你记下的、主所说过的话，那些我们不曾听闻到的话。”既然彼得邀请，玛利亚也就不客气，直接答道：“那些不让你们知晓的事，我来传给你们。”（6:1-3）随后，玛利亚转述了耶稣曾单独向她揭示的秘义。耶稣屏开众人，对她详细解释了灵魂上升、最终得到安宁的全过程。在耶稣展示的图景中，人类的灵魂向高天飞升，中途遇四重魔力，每到一关，就有守关的邪魔向它发问。灵魂圆满回答了所有闯关的问题，显示自己并没有受到肉身的蒙蔽和污染，并凭借自身的智慧战胜诸邪。
玛利亚向众位门徒慷慨地分享了得自耶稣的秘传，不料却引来一场风波。彼得和安德烈都质疑玛利亚的叙述。安德烈认为玛利亚转述的道理颇为怪诞，不信出自耶稣。彼得则一下戳中性别政治的大问题：“他果真和一位女子私下说话，不让我们知晓？我们焉能转而听从她？他没有选中我们，却选中她？”玛利亚愤而斥责彼得的褊狭。门徒中唯有一人站在玛利亚一方，批评彼得性情暴躁。这部福音书即终结于此。
古代写经的惯例，是将标题写在书后的题款中。在1896年购得的科普特文写本中，“玛利亚福音”几个字就写在正文结尾，可见此书从古代就有这个标题。这部经外福音书在阐扬教义的部分，颇符合诺斯替派的主流思想，比如灵魂飞升、对肉身的厌弃，都是常见的诺斯替派主题。但是八十年代以来吸引学者的，是书中对女性使徒的刻画。当男性弟子一个个垂头丧气、失魂落魄之时，玛利亚却以强者的形象出现，力挽狂澜，还将耶稣对她单独传授的秘义向其他门徒昭示，俨然代耶稣给弟子说法。
彼得最初询问玛利亚，语气尚友好，至少承认她是耶稣最钟爱的门徒。但玛利亚一旦提到“那些不让你们知晓的事”，两人之间便产生一道鸿沟。玛利亚是耶稣单独拣选出、授以秘传的心腹弟子，而彼得则被隔绝在核心圈之外。因此他才与安德烈联手，暗示玛利亚捏造耶稣的遗说，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在这部福音书中，玛利亚更像真正的使徒，既得了耶稣的秘传，又有临危不惧的胆识和气魄。所以金教授非常推崇这部福音，正因其对女性角色的重视、对女性使徒的推崇。在这部译注的结论部分，金教授说《玛利亚福音》要证明的是：“女性的领导权，若建立于坚固的信仰、灵妙的参悟、道德力量，以及传播福音和救助他人的信念，便是正当的。这些都是男性领导权所要求的同样的品质。”（187页）这部福音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教会的权威并没有为男性所独揽，像玛利亚这样有“灵知”和决断的女性，不仅与男性使徒平起平坐，甚至还可以点拨、开示他们。这对后来正统教会的规定，即唯有男性能担任主教和教士、女性被摈弃在教会领导层之外，当然是一种挑战。
金教授认为《玛利亚福音》可能写成于二世纪，但其中的观念或可回溯到一世纪（41页）。这就是说，早在基督教形成的初始阶段，女性信徒已经关注教会领导权的归属，关注女性在教会机构中的权利和权威。这样的性别政治话题，恰好也是《耶稣之妻福音书》残叶所触及的。由此可见，作伪者并不是漫无目的地抛出诱饵，静候愿者上钩。相反，他是瞅准了目标，做足了准备，因为他熟悉当下的学术走向，他知道金教授研究过什么，亟需哪方面的证据。
《新约研究》的辨伪专刊
从2012年9月金教授正式宣布发现了所谓《耶稣之妻福音书》开始，各国学者便纷纷在网络上表达怀疑。反对的声浪用“汹涌澎湃”来形容，毫不为过。到了2015年，终于有“核心期刊”将网上的辩难落实为纸上的论文。剑桥大学主办的《新约研究》（New Testament Studies）第六十一期集中刊发了六篇约稿，从方方面面来论证这张残叶乃是伪造。出版这样的辨伪专号，对《新约研究》这个级别的期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算得上是西方学术界一次大规模的协同作战。
这六篇文章的作者来自不同学科，所以提出的质疑涵盖了多方面的问题。比如，纸草残叶上那寥寥几行残破的文字，被证明几乎全部取自《多马福音》（The Gospel of Thomas）唯一存世的科普特文抄本。作伪者将《多马福音》中相关文句按照自己的需要辑出，重新排列组合，所以残叶上的文字不过是旧文的拼合。这是从文本来源方面的质疑。更加脚踏实地的，是对纸草的材质、书写的油墨这些物质方面的分析。此前，哈佛的J. M. Azzarelli教授等人曾对残叶进行过红外光谱显微镜观察，他的报告与金教授的论文一起登载在《哈佛神学评论》上，其结论是：纸草的材料为纤维质，残叶有氧化的痕迹，不同于现代纸草。氧化的原因很难确定，可能因为年代久远，也可能因为特殊存放条件所致，或者还有不为我们所知的其他因素。而这一次，《新约研究》邀请了两位德国学者再次检测纸草的物理特征，结果发现，此前的检测报告，看似科学，但细究起来，唯一能证明的就是残叶的材质为纸草。而此点根本无需证明。
哈佛的检测者并未将氧化与年代古远划等号，只是暗示此点。根据两位德国学者的重新分析，如果取来一片故意做旧的纸草，也能得出同样的实验结果。他们认为，更严格的检测，应当拿一片做旧的现代纸草，来作为残叶的实验对照。所以此前哈佛科学家的检测不够到位，对残叶的真伪和年代鉴定，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作伪者当然不会傻到直接拿仿制的现代纸草来冒险。另外，对书写所用的油墨进行鉴定，也仅仅证明了所使用的乃是碳煤烟墨（carbon lamp black ink，中文译法不一定准确）。但依照古代配方、依古法制成这种墨，也并非难事。所以，此前的“科学鉴定”其实并不科学。
在这六篇论文中，专业性不强、普通读者也能读懂的是最后两篇。其中以哈佛大学古典系琼斯教授（Christopher Jones）的文章最为有力。琼斯借鉴了几个近代被揭穿的作伪骗局，揭示出与眼前这桩案子的相似之处。他举了十九世纪一个著名案例，当时的作伪高手希摩尼德（Constantinos Simonides）用别人托付给他的古代纸草，来伪造新文本。他有时洗刷掉原来的文字，有时利用纸草背面无字的部分，而将正面文字涂至不可辨识。希摩尼德为了得到大张的空白纸草，还会将不同时代的纸草粘合在一起。所以在纸张方面做手脚早就有先例。琼斯教授又举一例，说明作伪者的才智和学术水平不可低估。1954年，一位剑桥学者公布了一件写有希腊文的陶片，他认为这是公元前411年阴谋推翻雅典民主政体的密谋者所传递的情报。他断然排除了这块陶片有伪造的可能，因为能刻写出古希腊文，再高明的作伪者也绝难胜任。但短短几个月之后，法国的铭文学家就证实，陶片上的文字乃是抄自业已整理出版的铭文集。可见，通古希腊文的骗子也颇有其人。
琼斯由于熟悉近代文物造假的案例，所以看出这件残叶集中了作伪的几个典型特征：文物来历不明；与当代的争论和热点问题高度契合；字体不够专业；文字内容来自已经公布的出土文献。其中，他尤其注意文物的来历：“最难伪造的，恐怕就是文物的来历（provenance）。作伪者可以改动文件或者实物，但无法改变既往的历史。因此，作伪者经常在文物的来源方面露出马脚：比如如何建立能完好回溯到来源的证据链（地点、拥有者、文件记录）。”（374页）就是说，你可以制作赝品，但你无法严丝合缝地捏造出发现或者购买的完整过程；你可以伪造古代历史，却很难伪造当代历史。
另外，造伪者将假文物的讯息向谁透露、何时透露，都是精心选择的。某一时代特殊的学术潮流，会让造伪者挑选最适当的靶子人选，这是文物造假能得手的一个法宝。琼斯的猜测是：“其他人已经提出，作伪者意在利用当前针对教会事务中女性地位的争论，有人甚至怀疑女性主义学者，特别是凯伦·金，是否被作伪者挑中成为靶子。作伪的目的，或者是找到感兴趣的个人或机构以便出售其藏品，或者更加恶毒，想把他设计的骗局变成一枚炸弹，一旦被揭穿，就会彻底毁掉某一派学术研究（也许是机构）的名声。”（377页）后面发生的事证明，金教授果然中计，成为这场陷阱的牺牲品。
在这场风波中，金教授和哈佛神学院与媒体紧密配合，有意无意制造了轰动效应，这在琼斯教授眼中，是极端违背学术原则的。身为哈佛教授，琼斯最后严厉批评了本校的神学院，说了一句重话：“在对纸草进行严格的科学检测之前，就同意与商业媒体公司合作，这在伦理和策略两方面都是错误的。”（378页）
另一位美国学者罗宾逊（Gesine Schenke Robinson）对这件残叶的出处以及卖家提供的证明文件更进一步提出了详细的质疑。她敏锐地注意到，曾证明残叶内容的两位学者均已去世。卖家提供了两封证明信，但只是复印件的扫描件。其中一封是手写的短札，出自柏林自由大学一位埃及学家之手，证明曾看到残叶，其中耶稣提到他的“妻子”。另一封则是另一位埃及学家用打字机打出的短信。罗宾逊认为这些支撑文件存在种种疑点，不可信据。她建议去检查信件的原件，特别是信纸是否有官方抬头，以确定是否被人做了手脚（393页）。
记者萨巴尔想必仔细读过这些论文，因为他的报道中就曾引用琼斯的文章。他采用的调查策略，也正是琼斯和罗宾逊给出的建议——从藏家的身份和残叶的来历入手。他以记者的干练加上侦探的敏锐，对文物买卖和转手的文契展开调查，终于找出了躲在幕后的藏家。
作伪者与辨伪者的斗法
萨巴尔探案的详细过程，读者可参看《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以及《澎湃新闻》所刊登的中文概述。我只就几个关键细节以及最后的调查结果，做一点概括。主动找上金教授的藏家不愿对外公布身份，只说残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从德国人劳坎普（Hans-Ulrich Laukamp）那里购买的。所以萨巴尔就从这位已不在人世的劳坎普身上入手，查到当年他在美国注册的公司，然后顺藤摸瓜，又查到与他有过生意往来的德国人弗里茨（Walter Fritz）。调查的详情从略，这里只提一个证据，应足以证明这位弗里茨有重大嫌疑。早在2012年8月，也就是金教授在罗马正式披露《耶稣之妻福音书》之前一个月，弗里茨就先知先觉地注册了www.gospelofjesuswife.com这个域名。所以萨巴尔基本锁定了弗里茨，并立即登门采访。
弗里茨宣称，自己1999年从劳坎普那里购得这片残叶，而劳坎普则是在1963年在波茨坦一次性购买了六张纸草残片。萨巴尔于是不远万里，赶赴德国，将劳坎普的身世查了个清清楚楚。调查发现，此人最高学历是初中毕业，热心收藏古代科普特文的写本，很不符合他的教育程度。而且他的亲朋好友从不知道他曾有如此高雅的嗜好。另查劳坎普的档案，他原本生活在东德的波茨坦，根据1963年的移民文件，他于当年10月偷渡至西德，当时只穿游泳裤，未携带任何其他物品。难道劳坎普费尽千辛万苦、成功偷渡之后，又会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再游回波茨坦，仅仅去买几张自己也看不懂的古代写本残叶吗？所以，弗里茨声称劳坎普最先买下这张残叶，这一点可坐实是他的杜撰。
萨巴尔随后将调查的重点放在弗里茨身上，细查他的经历，发现他从前竟是一位学术人！原来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是柏林自由大学埃及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习过科普特文。1991年，他甚至在德国学术杂志《古埃及文化研究》上发表过专业论文，所以完全具备作伪的学术准备。而前面提到的两封德国教授的证明信，也被萨巴尔彻底查清。按照琼斯教授的说法，作伪者或许能伪造古代文献，不易判断真伪，但伪造现代契据，则更容易查证。萨巴尔评论道：“写本是一个物件，要想以假乱真，你需要的不过是好的工具和材料。但文物的来源出处（provenance）却是历史事实：由日期、地点、买家、卖家所组成的链条构成。若想伪造出处，你必须重写历史，而且经常是最近的历史。”（76页）弗里茨提供的两封德国教授的证明信，一封是手写，一封是打字机敲出的（二人都已去世）。萨巴尔细检据说是孟罗教授（Peter Munro）1982年的德文信，并从孟罗的友人那里查看了这位教授生前用打字机打出的信件。萨巴尔发现，孟罗在1980和1990年代大量使用德文字母，而弗里茨所提供的扫描件中，凡是应该使用的地方，都代之以两个普通的字母s。这可以证明，这封号称出自孟罗的信，或者是在非德文的打字机上敲出的，或者是写于德国1996年拼写方案改革之后。这封号称写于1982年的打字稿，是不可能在八十年代的德文打字机上写成的。
以上仅举出萨巴尔打假活动中的几个精彩细节，足以说明弗里茨所提供的所有旁证都破绽百出，驴唇不对马嘴。萨巴尔从文物的来源入手，不仅锁定了一直隐身的弗里茨，而且还证明他所提供的这张残叶的流通轨迹，完全是捏造的。如此一来，这位精明强干的记者就从学术之外的角度，证实残叶乃是伪造的赝品。
其实，金教授本人早已充分意识到伪造文物的可能性。只是残叶中所透露的信息与她的研究惊人地契合，诱惑太大，难以做到慎之又慎。在她发表在《哈佛神学评论》上的论文中，她提到这片纸草残叶的出处不详，但“鉴于小幅科普特文纸草残片的来历，经常不为人所知，所以这不能算是不同寻常，对年代鉴定也不起决定性的作用”（157页）。随后，她又指出如此高端的作伪，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对伪造者的学术要求实在太高了：“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解释一个科普特文水平低微、书写技术差劲的作伪者，竟能娴熟地得到古代纸草、用古代技术制成墨、在细微处能让墨迹保持不乱、制造纸张老化的迹象、伪造出一系列现代支撑文件、还能与古代历史情境纹丝合缝……”（157-158页）
金教授所举出的这一系列难题，的确不是常人能一举解决的。但不幸的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竟然真的存在。原来世间真有一人，恰恰能满足所有这些苛刻的条件。弗里茨受过科普特文的科班训练，在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过专业论文，对早期教会史的研究走势一清二楚。他得过建筑学的专业学位（擅长美术），制作过仿古字画在网店上拍卖，而且古代纸草可以在网上轻易购得，使用古代配方也可以制成有别于现代的油墨。如果弗里茨读过金教授这篇广征博引的论文，如果他读到上面引用的这一句，他一定心里会说：“别人不行，但我行。”
《耶稣之妻福音书》这桩案子，已基本可以定谳。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对急于证成己说的学者，这张来历不明的科普特文残叶，无疑是天赐良机。这简直是：想要什么，就来什么。但万万想不到，对阴险狡猾的作伪者来说——
你要什么，我就给你造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