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说，在多重证据的支持之下这个鉴定应当是没有疑问了。然而，此文章最后说，为了进一步确认Birger的身份，专家计划对位于斯德哥尔摩的Birger另外两个儿子的墓葬进行开棺分析。这几座墓葬的记载都是明确的，DNA分析的结果能够进一步验证对Birger遗骨的分析结果。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这无疑是对真理的不懈探索。但是从伦理上讲，这似乎有点过了——对历史名人两次开棺之后又对其多个后代继续开棺检测。最令人吃惊的是，文章最后说开棺申请居然已经获批！
曹操与Birger两人虽然时代相差千年，地域相隔万里，其在各自历史上的地位却何其相似，都是权倾天下的重臣，并且其儿子都成了真正的统治者。在两个案例中，处于争议之中的三个人物的关系也是相似的——父亲、英年早逝的儿子（在曹操墓争论中是曹昂）以及与儿子无血缘关系的继母，并且三个不同身份的人死亡时间顺序也都是相似的（儿子，父亲，最后是继母）。如此戏剧性相似的背景，同样的身份争论，在中国和瑞典两地的考古学研究中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可以看到，关于Birger身份的论证中并没有提到随葬品，这与当时天主教的葬俗有关。当时的背景下，墓主的身份是以墓上雕像（tomb effigy）或者昂贵的墓碑来表现的。因此争论的焦点和瑞典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人骨遗存上。而在中国，判定曹操墓的最直接的证据是随葬品（尤其是石牌上的刻字），随葬品后来也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至于人骨信息，除了考古简报上有简单的介绍之外，并不见更多的研究。这直接反映了不同的丧葬习俗和考古学传统。
曹操墓的保存情况十分糟糕——墓葬遭到多次盗扰。根据《考古》2010年第八期公布的材料看，出土人骨有三具，均被扰动，其中一名男性去世年龄经鉴定在六十岁左右。其余两具人骨的性别年龄信息并未公布，然而根据官方新闻发布会的材料，这两个个体均为女性。也有其他渠道（包括发掘领队的个人博客）称两个女性个体一为二十多岁，一为五十多岁，但不知为何未在发掘简报中公布。这两个女性个体的身份一直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是考古学家对此并没有进行有力的回应。学者对此问题的回避，可能是由于鉴定信息公布的不完整，这是一种谨慎的态度。至于另外两具女性骨骼具体年龄信息如何，既然发掘简报没有公布，我想可能是因为保存状况并不理想而无法做出具体判断。这在人骨研究领域是很正常的——性别年龄鉴定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骨骼保存程度。如果关键特征部位（如颅骨、盆骨、耻骨等）被严重破坏，则不可能给出详细的鉴定结论。
业内专家都将这次轰动全国的争议看做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的一个机会，而公众确实也通过这个事件对考古行业有了更具体的认识。遗憾的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人骨研究，还是被忽略了。一直以来没有专家出来给公众介绍性别年龄鉴定的依据，鉴定结果的可靠程度多少受那些因素影响，比如，为什么不讨论两个女性的身份问题等。这导致许多反对者在性别年龄和身份问题上大做文章。也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进行古DNA分析，专家只能以技术上不成熟予以回应——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在当时，国内考古行业对人骨的研究重视程度确实有限，相关大专院校开设人骨研究有关课程的为数不多，从业人员更是极少。而古DNA研究在当时对于绝大多数考古专家来说，仍然是一个听起来熟悉但是研究中十分陌生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