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吴晓铃
“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在成都博物馆正轰轰烈烈的进行，也引发了广大读者对四川石窟的极大兴趣。
乐山大佛、安岳石刻、广元千佛崖、巴中南北龛……四川石窟也名气在外。更壮观的是，在四川广袤的土地上，还分布着数以万计的散见石窟。其中造像不乏精美之作。
去年4月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散见唐宋佛道龛窟调查”项目启动，计划在5年内完成全省所有地区的散见石窟调查。
近日，达州、自贡两地的调查成果出炉。达州集中发现唐宋时期的石刻题记、自贡造像主要呈现体量巨大特征等调查结果，不仅仅是挖掘这些石窟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为现代研究当时四川社会发展提供了“密码”。
“智慧拼图”
佐证荔枝道走向
达州万源杜家湾，一龛风化严重、静卧田间上千年的唐代摩崖造像，直到去年才引起专家注意。调查中，专家竟然在佛龛崖壁外侧发现了唐代开元三年(715年)的题记，如获至宝……
省考古院院长高大伦说，散见石窟的调查，主要指全国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外的石窟。它们因数量巨大且相对分散，往往缺乏相应研究，“但只要开启调查，就一定能从龛窟中发现古人留下的密码。”
2016年4月，调查首先从达州开始。
此前一年，省考古院为配合蜀道申遗，摸清沿线遗产点分布，启动了荔枝道的调查工作。“那时我们就发现在万源、宣汉等地，有不少连文物点也不算的散见石窟，孤寂地立于田间地头。”高大伦说，“但自古佛、道龛窟都开凿于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的区域，以便于百姓参拜。这些散落的石窟，是否可以勾起一条线路，佐证唐宋时期荔枝道的走向呢？”
果然，在宣汉红峰乡唐家坝，考古人员在一块立于水田中的巨石上，看到了3龛摩崖造像。在第2龛左侧外壁上方的十几行题记中，“惟大唐天宝五载太岁丙戌十月十五日表庆”的字样清晰可辨。距离唐家坝十几公里的桥河村，另一处造像题记中发现了与唐家坝题记中相同的“罗思监”“罗爱”“罗受”等姓氏。
在宣汉马渡乡浪洋寺，考古人员有了更惊喜的发现。参与调查的省考古院馆员刘睿介绍，浪洋寺原本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寺庙尽毁，如今仅残存一处摩崖造像，因此建寺年代、寺庙历史并无更多信息。这块同样处于田坝中的龛窟，又可以提取哪些信息呢？
风吹雨打中的浪洋寺石刻，观音、天龙八部等造像精美，只是四周覆盖着杂草和青苔。裸露出来的部分题记因为风化等原因，识读相当困难。然而，当清理掉窟顶的青苔和杂草，竟然露出了14处题记。经过识读，考古人员得知浪洋寺建于唐代永泰年间，因当年物产丰饶而名“丰饶寺”。当时这里藤萝密布、古木参天，只不过从唐到北宋不到三百年间，寺庙衰颓。于是北宋雍熙年间，此处僧人才发愿修建佛殿。题记还显示，到了北宋时期，皇帝敕丰饶寺改为龙华寺。直到明代重修寺院，因当地有浪洋村，才改名“浪洋寺”至今。
这些散见龛窟在达州还有很多。刘睿介绍，目前在达州发现有纪年的唐宋佛、道龛窟就有9处，其中题记有唐开元三年、天宝元年、天宝五年、唐永泰元年、至德元年等，这些题记为达州其它无纪年的造像也提供了重要的断代依据。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从初唐到盛唐，这里特别流行天龙八部题材，9个地点就有5个佛龛中有天龙八部。而从中晚唐到宋代，则观音信仰流行，发现的单尊观音龛像有10尊之多。
零散的调查信息，成为考古人员“智慧拼图”的重要内容。刘睿说，史料记载了唐代开凿的荔枝道的大致走向，其中四川部分公认经过了达州、巴中等地。但荔枝道更详细的走向，则缺少记载。此次调查的达州散见龛窟，都开凿于唐宋年间，且均位于史料记载的荔枝道区域。将其串连成线，对佐证荔枝道的走向便具有了重要参考意义。
自贡“大像”
折射富庶盐业经济
2016年5月，省考古院等单位组成的考古调查队，再次展开自贡地区佛教遗存的系统考古调查。16处共335龛唐宋时期佛教造像呈现出两大规律：自贡佛教造像几乎集中修建在河流沿岸，并且酷爱开凿“大像”。
自贡荣县城东大佛山，世界第二大石刻佛像荣县大佛便坐落在这里。大佛头部与山巅齐平，通高36.67米，仅头部就高8.74米。这尊始建于唐代的大佛虽然不及乐山大佛伟岸，却仍以其衣纹流畅、慈眉善目、神韵飘然，而享有“乐山大佛雄，荣县大佛美”的民间赞誉。就在大佛山北麓的真如崖下，荣县龙洞的石刻造像群中，一尊威风凛凛的毗沙门天王像，也达到了罕见的3.7米高。
自贡段调查领队、省考古院客座研究员于春介绍，在自贡地区的调查中，统计发现高度在4米以上的大型倚坐弥勒造像就有6尊。不仅体量巨大，此次调查的16处自贡佛教造像还几乎集中修建于河流沿岸，其中沱江二级河流旭水河及支流沿岸的佛教造像有9处，越溪河及支流沿岸则有5处，沱江沿岸2处。它们中的规模较大者，又集中分布在荣县县城内荣溪河两岸的崖壁上。而这次调查的335个龛窟，大于4米的特大型龛窟就有19个，2米至4米高的大型龛60个。
为何规模巨大的造像集中在荣县呢？
原来，在唐宋时期，今荣县县城属当时的荣州治所，是自贡地区的“中心城市”。宋代诗人陆游入荣州境时，曾写下“处处是道场”的盛况。
不仅如此，据《新唐书》记载，唐宋时期的荣州有盐和铁矿。于春说，矿产的富有，一定会令地方经济发达。荣县众多体量巨大的造像集中出现，极可能与荣州有实力雄厚的大家族和繁荣的商业有关。造像大多位于河流沿岸，则是因为当年盐产应该主要通过水路进行运输。
这种沿河开凿石刻造像的情况，在今日自贡市另一处产盐的贡井区也有体现。
贡井街老街社区下桥北侧约300米的河中，俗称“菩萨石”的一尊巨石半淹没于旭水河中。于春说，根据造像风格，菩萨石上的摩崖造像应该开凿于初唐至北宋。贡井产盐，当年的信众们便在附近崖壁开龛造像，名为千佛崖。这尊菩萨石原本位于旭水河东岸的坡地，距离千佛崖直线距离仅200多米。直到上世纪初下游修造水坝蓄水供盐运船只航行，才将巨石淹没。
散见石窟
构成“金字塔”的基础
8世纪以来，中国的佛、道摩崖造像“四川最盛”。如果说，乐山大佛从体量而言是四川石窟艺术“金字塔”的塔尖，那这些散落的石刻造像，就是“金字塔”的阶石基础，他们共同构成了研究当时社会发展的密码。
在去年展开散见石窟调查前，曾有人对此感到不解：把乐山大佛、广元千佛崖甚至安岳石窟保护好都是耗时耗力的巨大工程，研究散见石窟，又有何意义呢？
高大伦说，四川广元、巴中、安岳等成片分布、并且已经公布为国保单位的部分石窟，已经广为社会各界熟知。去年，国家文物局还将川渝石窟保护纳入了十三五规划，广元千佛崖也在不断投入资金加大保护力度，但更多散见于乡野之间、分布广泛的石刻造像，因为数量大、等级低，不仅因为自然原因存在风化等各种病害，有的连基本的安防设施也没有。“实际上，散见石窟造像和乐山大佛等知名石刻一样，都是四川石窟艺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
然而，散见石窟的保存情况并不乐观。
达州和自贡两地的调查中，宣汉红峰乡石龙摩崖造像虽然近年有当地人专门修了房子遮风蔽雨，但现存的7龛造像却风化严重，有的仅存轮廓；浪洋寺石窟中，有的造像被青苔覆面，有的碑石字迹出现了沙砾化，无法识别。自贡荣县大佛虽然巍然矗立，但大佛背后龙洞的龛窟，有的因为风化严重像体细节不明，有的干脆连两侧龛门和龛顶也大部分残失。对比同一地区保存相对较好的龛窟，可见精致的楼阁廊桥和宝相庄严的造像，不禁令人扼腕。
不仅如此，最近几十年，不乏散见石窟中的精美造像被切割头部等盗窃情况发生，令人唏嘘。“像那种人迹罕至、保存状况堪忧的石窟，在我们调查清楚其价值之后，完全可以在不损害文物本体的情况下，有选择性地进行搬迁。”
高大伦说，对大多数公众而言，对四川石窟艺术的认识，莫过于乐山大佛。但这些散见石窟，蕴含的信息十分丰富，“比如以广元、巴中为中心的川北地区，集中了自北朝晚期到盛唐时期的精美造像。这个区域是四川通往隋唐首都长安的金牛道、米仓道的交通要塞，南来北往频繁，经济发达，大家自然要在这些区域开龛造像。”而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以及水运交通渐盛，便出现了重庆大足、四川安岳为中心的川东南地区，高低起伏的丘陵和河岸上隐藏着数百处9至12世纪佛、道造像的盛况。对散见石窟进行调查，不仅可以梳理其基本状况，为保护提供资料，对其开凿年代以及题材的梳理，同样能够看出唐代佛教从北向四川地区传播的路径以及本地化演变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地方政府意识到了散见石窟同样是一笔无形的财富。达州万源杜家湾唐代摩崖造像，去年8月已经被确定为市级文保单位；浪洋寺摩崖石刻在十几处题记佐证其历史价值之后，已准备申报新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广元、巴中段的散见石窟也即将开始调查。它们是否集中开凿于唐玄宗、唐僖宗入川的年代？是否主要分布在蜀道的几条主干道区域？它们能否丰富蜀道申报世界双遗产的文化内涵？谜底即将揭晓。本文配图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