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隆万后来研究这段历史时知晓，选人要求严格：“有英美法背景，英文要非常流利”。向哲濬学成回国到担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的20多年间，积累了很多经验。刚开始那几年，他在北大当英语讲师，北京交通大学任教授教国际公法。任教北大时，学校成立“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的临时机构，他当秘书。因为他英语好，专业出众，深得当时法学界权威王宠惠赏识。后来，国民政府成立，王出任司法院院长，向哲濬随其南下到南京任司法部秘书，兼任“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委员。
“我父亲一介书生去当中国法官确实有点奇怪，很多人疑惑，蒋介石到底重视这次审判还是不重视。”梅小璈并没觉得父亲特别。梅汝璈回国后，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教英美法，“他在这期间写了很多法学文章，还翻译了不少书籍，在法学界是小有名气的。”1934年，他被任命为立法委员会委员，理论知识很充分，唯独缺少一线司法经验。向隆万母亲周芳的回忆录中提到：参加东京审判的法官必须有一线经验，但梅汝璈一直在学校教书。于是向哲濬委托在新疆的陶峙岳将军将梅汝璈任命为法官，就这样，梅汝璈也符合了法官选人条件。
“我父亲是向哲濬搬过去的‘救兵’，我记得那是1946年的冬天，我父亲刚从美国考察司法回来，家人刚聚到一起没几个月，就接到他的信，父亲加入时已经进入开庭的第二阶段了。”倪征燠出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时，倪乃先5岁。倪征燠虽然是他们仨中最小的，可他见过很多“大世面”。他当过教授、律师，在南京司法部工作，做过上海特区地方推事，还在重庆担任过地方法院院长。此外，他去美国考察司法一年里，游历了美国大小法庭，甚至还列席法官席参加开庭，对英美法程序和诘问技巧非常熟悉。“他的任务就是找到战犯板垣和土肥原贤二侵略中国的证据。”
梅汝璈和向哲濬落寞离世
“东京审判”像他们仨的人生分水岭，梅汝璈和向哲濬在随后的时代变革里落寞离世。
梅小璈和父亲之间相差了“两代人”的年龄。“我唯一记得跟父亲有关的一件小事是看完《西游记》小人书时，那时我家住北京顶银胡同的平房，房子太旧，房管局就在屋内中心处加了立柱，我非得说那是定海神针。”但第二天他醒来一看，这根柱子刷成白色，上面写了“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他才发现父亲还有这么有趣的一面。在梅小璈记忆中，父亲不洋派，可他留下的50天日记里，记录他和母亲结婚一周年时却很浪漫：“今天是我和婉如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我现在连她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或许她已经离开了重庆，正在赴沪途中;或许她仍在重庆;或许她到了上海。中国交通这样困难，使我对她发生了无限的怀念，对去年今日的情景发生不断的回忆。我默祝她的健康，我默祝她在扬子江上的旅程清吉!”
梅汝璈1949年底到北京做外交部顾问，他的工作关系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没有实质性职务，研究文件，做翻译。这时候，他开始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回忆录，可一半还没完成，就被政治运动阻断，这也成为他一生的遗憾，“之后他身体每况愈下，1973年便生病辞世。”
向哲濬归国后，当时国民政府让他去做司法院大法官，连去广州、台湾的机票都给他准备好了，可他断然拒绝。反而接受私立大夏大学和东吴大学法律系的聘请，教授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审判课程。不过当时法律系已经渐渐不吃香了，他所在的学校也没给他排课，忙碌了一辈子的人突然闲下来，他觉得不安。那时尼赫鲁访华，他便邀上几位好友翻译了《印度的发现》。“他的后半生似乎也跟法律无缘，1960年去上海财经大学当了英语教研室主任直至退休。”向隆万虽对父亲后半辈子的境遇遗憾，但他庆幸跟父亲的交集也在这段平静的岁月里，他西安交大数学系毕业留校，想学英语，父亲给他寄了一套影印的英国人编写的基础英语，“我翻译成中文，父亲用红笔批改，这么往复，我英语进步飞快，后来还能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