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禁烟方法上，黄爵滋提出“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食烟之众”，因而“宜先重治吸食”，断绝鸦片的销路。如何才能断绝呢？他提出重罚吸毒者：“查清天下户口，每五家互结，相互监督，凡吸食鸦片的，匿而不报的，照例治罪；举发的，给予优奖，军中照此惩办。”同时取缔烟馆，留客吸食鸦片者，“照窝藏匪类治罪”。黄爵滋还认为，京城吸食鸦片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官的，所以特别强调“文武大小各官，照常人加等”从严惩处，其子孙不得应考做官；官员亲属、家丁违反禁令的，本犯治罪，“本管官严加议处”。
道光皇帝对黄爵滋的建议大为赞赏，将他上呈的《禁烟疏》交朝臣讨论，林则徐等给予黄爵滋全力支持。道光皇帝遂“如爵滋所请”，制定了“惩处贩烟（毒）、吸烟新律”，颁行天下。
庄亲王“吸毒”被革去爵位
道光皇帝颁旨“交宗人府严议”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到九月，全国一片禁烟呼声，但京师东直门外的灵官庙里却曝出了皇族成员公然在佛门禁地吸食鸦片、被当场查获的丑闻，《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对此有所记述。
庄亲王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道光六年（1826年），奕 世袭了庄襄亲王的爵位，但他却染上了毒瘾，经常与辅国公溥喜一起吸食鸦片。道光十八年九月，他们见城里“禁毒”的风声越来越紧，不敢再在王府里吸食，便悄悄躲到灵官庙里。此时，灵官庙的住持为尼僧广真，人称“广姑子”，她与奕 、溥喜多有结交，也知道他们有吸食鸦片之好。可这两位不是一般人物，莫说是吸几口鸦片，就是干些其他不可告人的勾当，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当二人在庙里吸得上瘾之时，突然有人跑进来报告说，“王钰来了!”二人闻听，吓得钻进香案之下。原来他们多次在灵官庙吸食鸦片，已被京城巡城御史所注意，于数天前密折参奏，道光帝便下令五城察院选调东城正指挥使王钰，随机抄查灵官庙，奕 、溥喜人赃俱获被缉拿。
案发后，道光皇帝随即下令：“庄亲王奕 、辅国公溥喜在灵官庙吸食鸦片，卑鄙无耻，交宗人府严议。”不久，奕 被革去王爵，溥喜被革去公爵，各罚养赡钱粮二年，而知情不报的“广姑子”也被刑部判罪发遣。
随后，道光皇帝又在京城的皇亲国戚中开始了全面的“禁毒行动”，一大批吸食鸦片的官员和皇亲国戚被贬职免爵。
肃亲王善耆崇文门 “缉毒”
李莲英把兄弟贩毒被处死
末代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是晚清贵族重臣，颇受慈禧太后的赏识，曾被朝廷任命为崇文门税关正监督。
崇文门税务衙门是负责对进入北京城的货物征税的机构，而税关正监督是个肥差，许多王公大臣梦寐以求。善耆上任之时，正是清末京城吸食鸦片最猖獗的时候，瘾君子们对鸦片、白面儿的需求量很大，所以不少人私下里贩卖鸦片、白面儿，而崇文门是毒贩子们贩毒进京的主要通道。
据《宫廷野史》载：有个大烟贩子私下里派人给善耆送信，说手里有批“货”要送入京城，请善耆让他的属下稽查时睁只眼闭只眼，此事成了，他愿意出大价钱孝敬善耆。同时劝告善耆，如果不给面子，也未必就做不成这笔生意，自己有很大的背景。善耆心想：如此胆大之人，竟敢在贩运大烟之前通报一声，想必是大有来头。可他对贩毒、吸毒者恨之入骨，上任之初，便把城关“缉毒”当成重中之重，已查办了多起贩毒案件，于是善耆下决心不管他有多大来头，都要查办这起贩毒大案。
经过几天查访，善耆终于查清这个毒贩子原来是大太监李莲英的把兄弟，专门从江浙沿海一带贩毒进京。善耆早就听说李莲英私下里与大烟贩子们有些牵连，而今已确系他的把兄弟在贩运大烟，查还是不查？
思量了两日之后，善耆把心一横：既然朝廷封了我这份差事，我就不能贪赃枉法。他下令对任何进入崇文门的人员严加盘查，不管是谁，只要涉及贩运大烟、白面儿的，立即报告，不得有误。
善耆手下有个叫丁士源的，任崇文门关税总稽查。根据善耆的特别吩咐，他重点对乘坐车轿的商贩进行盘查。几日之后，便将那个大烟贩子所贩运的上百斤大烟查获，随后人犯被押至顺天府大牢。很快大烟贩子就招认了这批大烟确与李莲英有干系，于是善耆速将案情禀报给了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得知李莲英为大烟贩子充当“保护伞”后，极为震怒，不仅将贩毒的李莲英的把兄弟处死，还狠狠地责罚了李莲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