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问过很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不能告诉我，亚洲包括哪些国家？有人一脸茫然，有人甚至以为黄皮肤、黑头发的就是亚洲人。其实，亚洲的宗教、文化、政治、历史特别复杂，其多样性超过了其它各洲，所以，亚盟成立的可能性一直较低，而非盟、欧盟早已建立。多少年来，一说起二战，我们的视野里都是欧洲战场，而亚洲，说来说去似乎只有中国；在语言表述中，“亚洲各国”的笼统提法常常会替代具体国家，而且语焉不详。
正因为亚洲的复杂性，在二战中，亚洲各国的表现截然不同，有的成为侵略者，有的面对入侵奋起反抗，有的则保持中立，有的貌似中立实则偏向，有的与二战不沾边。最复杂难辨的大概就是那些原属西方殖民地的地方，为了反抗老殖民者，不少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及其兵民，还采取了与日本侵略军携手合作的方式，形成了二战期间独特的历史图景。
【沦陷区历史研究一直薄弱】
中国原本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遭日本大举入侵后，从中央到地方，军民奋起抵抗。可中国抗战历史中，沦陷区和日伪统治下的社会状况，长期以来是空白，直至近年才有一些论著问世。其实，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商务印书馆就以“内部参考”的方式出版过《通敌内幕》，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一部译作，实在不易。
抗战期间，几乎每个人、每支部队、每个党派、每个政权的表现，在初期、中期、末期都不一样。我生长在北京的张自忠路，这条路的名称曾被改过多次，从张自忠路到张思德路，再到工农兵东大街，又到东四十条，再到地安门东大街，最终又改回为张自忠路。改名的原因，就是张自忠曾被指斥为“汉奸”。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张自忠的“汉奸”恶名就没离开过他，一直到他壮烈殉国才被人们视为“英烈”。与张自忠一样，抗战期间甚至抗战之后很多年，不少抗战名将也都曾背负“汉奸”“通敌”“降将”“变节”的罪名或嫌疑，比如马占山、宋哲元、方先觉等，说他们有“汉奸”行为，确实有据可查；说他们是英雄、是壮士，也都是铁打的事实，从中足以看出历史的多面性、抗战的复杂性。
自“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侵略军的扶植下，就曾先后出现过多个伪政权，其参与者也各怀目的。这些伪政权及其代表人物，作为抗战历史研究，其实更具挑战性，自然也更有难度和深度。
1932年建立的“满洲国”，“皇帝”是溥仪，人们都比较熟悉，不过提起德王，即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这一逝世于“文革”前夜的蒙古亲王，恐怕很多人至今未知其详。他1902年出生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熟读汉文经典，擅长汉字书法，二十出头便出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33年，他与云端旺楚克亲王（即云王）联络一批蒙古王公贵族，发起内蒙古王公会议，要求“自治”。1937年以他为主，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成吉思汗纪元为年号，1939年又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企图借日本侵略之机，像外蒙古那样，谋取独立。满蒙大批人物，借助日本侵略势力，意在恢复，是那个时代不可抹去的事实。
殷汝耕、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可以归为一类人，他们分别主持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不论名为中央或地方，实际上大同小异。这些人横跨晚清、民国、日本侵华三个时期，颇具才华和能力，却走上了另一种人生道路。殷汝耕早在清末留日期间便参加了同盟会，曾投身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王克敏在清末以留学生监督之职赴日本，还担任了驻日大使馆的参赞；王揖唐曾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梁鸿志则是梁章钜后人，梁章钜不但官至巡抚，而且学富五车，著述丰厚，林则徐称“仕宦中，著撰之富，无出其右”。在这样的名门中，梁鸿志自幼就饱读诗书，而且是近代文学家石遗老人陈衍的得意弟子。民国初年，他们都是政坛名人，位居显要，但后来面对日本侵华，因为对抗战不抱任何希望，结果选择投靠日本侵略军，当然最终也都因汉奸罪致死。
与梁鸿志师出同门的黄濬，字秋岳，17岁便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最后官至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1937年以通敌罪（将情报透露给日本）而与其父一同伏法。可他也有另一面，“才气横溢，诗工尤深，知名当世”。最令人感慨的是，黄濬还写过一篇《说奸细》，旁征博引，说得头头是道，不料自己最终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才华横溢的人当汉奸，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一诗句是何等的壮烈豪迈，汪精卫曾是刺杀摄政王的英雄，“宁汉合流”前还是国民政府里的左派。而左派和爱国志士演变为“汉奸”，那时也挺盛行，周佛海、陈公博都是中共创始人；丁默村、李士群也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梅思平在“五四”爱国大游行队列里更是慷慨激扬，但最后他们都殊途同归。从他们的经历，可窥见历史的复杂多变和吊诡之处。
【朝鲜独立运动与中国密不可分】
日本是二战期间的侵略者，外蒙当时正在苏联的控制中，而朝鲜半岛早在1910年开始就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二战前，在朝鲜半岛从事反日活动的大致分为两拨人，一拨后来在南朝鲜即韩国从政；另一拨后来均聚于北朝鲜。无论他们的政见如何，是南是北，都曾在中国多年。
1919年，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先后在海参崴、上海、汉城成立临时政府，以后三处临时政府合并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办公。日本侵华，上海沦陷，临时政府又迁至战时陪都重庆，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金九。他的手下还有位得力人才——后来的影帝金焰。金焰原名金德麟，生在汉城，其父因参与独立运动而受通缉，1921年举家迁至中国。不过，二战后，由美国支持的李承晚出任南朝鲜总统，金九即遭暗杀。
另外，许多受日本统治者迫害的朝鲜革命青年奔赴中国的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和太行山区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斗争。1941年初，40多名朝鲜青年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成立了“朝鲜青年联合会”，次年更名为“朝鲜独立同盟”，1946年3月又改组成朝鲜新民党，领导人为金斗奉。1945年8月，苏军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令早已移入苏联境内的原东北抗联内的一批朝鲜军官，随苏军一道返回北朝鲜，以金日成为首，重建朝鲜共产党。随后，北朝鲜共产党又与朝鲜新民党合并为北朝鲜劳动党，在朝鲜北部建立政权，而在南朝鲜受到追捕的朴宪永领导下的南朝鲜共产党也已撤到北方，与劳动党合并。可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从延安和南朝鲜过来的劳动党成员都被清洗一空。
此外，朝鲜还有一些著名人物，与独立运动无关，也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在日本统治时，几乎成为日本人的一部分。因为这里长期是日本殖民地，所以每次征战，朝鲜人都作为日军成员参战，与我国的台湾类似。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就是这样的一位。当年身为日本侵华军队的军官，他尽心尽力，不时受到嘉奖。但后来恰恰是在他主政韩国期间，韩国经济开始腾飞，人民生活好转，他还力排众议，与日本建交，所以，至今仍有很多韩国人对他念念不忘。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也可见韩国人对她父亲的真实想法。
朝鲜和越南都曾是中国的属国，近代又分别沦为日本和法国的殖民地。由于紧邻中国，为避迫害，两国的独立运动长期在中国进行。无论领导人还是普通成员，或是自幼接受汉文化教育，或是常年在中国境内生活。有的建立家庭，娶妻生子，成了中国人的一部分；有的则加入中国军队或中国的政党（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如郑律成、洪水）；有的组建师团，投入战斗。可以说，两国与中国密不可分，融为一体。同时，越南、朝鲜两国的共产党又都受共产国际指挥，一大批干部在苏联接受过培训，所以与苏共关系也极为密切。另外还有一些独立运动的精英分子，其价值观、宗教信仰又倾向于西方。
于是，越南、朝鲜的独立运动在二战前后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带来了种种恩怨。独立之前，各种力量主要致力于独立，而独立后各方则水火不容，其争斗厮杀的程度和怨恨远超当年的被殖民时期。南北越南有亲法、亲美、亲苏、亲华等多股势力，南北朝鲜则有亲美、亲日、亲苏、亲华等几股力量，在南北分治中不断显示出各自的主张。然而很可惜，两国的亲华势力最终都被彻底剿灭，结局悲惨。
一个大国，尤其是曾经作为宗主国的大国，在属国、在邻国等拥有亲自己的势力；而一个小国，夹在大国之间，分成亲这亲那几派，古今极为正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北越和北朝鲜曾举全国之力予以支持，而且派出大军出境，从历史上的国家关系看，这是一种义务的延续。因为近代中国军队两次出国作战，即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都是为了越南和朝鲜，而现代又为了这两个国家再次出征。按理说，两国无论从什么方面看，都应该与中国感情至深，可后来的历史证明，并非如此。
这种过去与现实的纠葛，耐人寻味。
【东南亚二战研究为何尴尬】
东南亚地区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大举攻入的地方，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不到半年时间，日军横扫东南亚诸国，西方国家的军队一败涂地。但不用说中国，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历史著述也很少涉及这片地区被日本侵入后的社会历史，而更多地从军事角度描述这里曾经发生的战役。
二战前的数百年，东南亚多数国家都曾遭西方的入侵，有的曾被几个西方国家先后侵占过。到二战前夕，印度支那三国，即越南、老挝、柬埔寨，属于法国殖民地，被称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但三国的王朝和王室依然保留，只不过是殖民当局的摆设罢了。今日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文莱地区，曾是英国殖民地；印尼是荷兰殖民地；菲律宾曾被西班牙占领，后又被美国统治；东帝汶则被葡萄牙和荷兰瓜分。唯有泰国，当时叫暹罗，后改名为泰国，意为“自由之地”。据解释，因为他们引以为自豪的——这里曾是东南亚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但正是这个唯一的独立国家，在二战中却投向日本。1941年，暹罗以保持独立为条件允许日军在其领土内出入，且宣布加入轴心国，并与日本订立《攻守同盟条约》，1942年还向英美宣战。日本为了报答暹罗，曾将自己占领的部分地方转让给对方。战后，泰国与英美等同盟国达成和解，并未受到追究。
由于东南亚国家过去长期是西方国家殖民地，所以当新的侵略者来到后，他们的心理极其复杂。许多常年进行独立运动而不得其果的人，甚至以此来印证亚洲人也能战胜欧洲人，黄种人也能打败白种人——这与日本传播的一些观点正好吻合。梁英明著的《东南亚史》第14章里就提到：日本宣扬“亚洲人的亚洲”等口号对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某些领导人无疑起了一定的欺骗作用。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曾幻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来推翻西方殖民者以获得民族独立。
【为了独立而投靠日军的领袖们】
在印度支那三国，与日军携手的主要是维希政权下的法国殖民当局，但在缅甸、菲律宾、印尼，则是另一番景象。
说到缅甸和菲律宾，米尔顿 奥斯本在《东南亚史》中是这样描述的：“与在东南亚其它地方所采取的政策相比，日本人鼓励这两个国家当地的政治家成为行政管理机构的一部分，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战中，缅甸最著名的人物是巴莫，他是博士，也是名律师，曾当选为英国控制下的缅甸总理，1940年8月却因煽动叛乱又被捕入狱。日本入侵后，释放了这位被殖民当局监禁的民族主义者，巴莫投桃报李，积极与日本合作，建立“行政委员会”，任行政长官。1943年8月1日，他宣布成立独立的缅甸国及其政府，并对英美宣战。巴莫曾代表缅甸参加大东亚会议，在会上称：在我们长期的彷徨之中，把我们从荒野中拯救出来的国家，是日本。
战后，巴莫亡命日本，1946年被特赦后回到缅甸。他曾反对殖民当局，他的所作所为算不算爱国？巴莫倒向日本，究竟是为了反殖、独立，或是卖国投敌？在他的身上，这些因素显然远比中国的汪精卫等人复杂。他最终能被特赦，而汪伪政权的头面人物均被处决。
说起缅甸，不能不提到缅甸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德钦党。“德钦”在缅甸语中是“主人”的意思，殖民当局统治时代，缅甸人与英国人对话、致信，都要称呼对方为“德钦”。德钦党原名“我缅人党”，因为党内所有人都在自己名字前加个“德钦”，以示对殖民者的抗争，所以又被称为“德钦党”。这个党创建于1931年，1936年初领导了仰光大学学生反对殖民主义教育的罢课，并吸收昂山、吴努等学生领袖入党，昂山就是如今我们熟悉的昂山素季的父亲，1939年他还被选为总书记。二战爆发后，德钦党联合其它党派成立“缅甸出路派”，受到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一批领导成员被捕。后来由于在抗日问题上意见分歧，其中一部分人主张与日本合作，参加巴莫政府；一部分人组织缅甸共产党，反而从事抗日活动；另一部分党员则组成人民革命党。从二战中德钦党内的分歧可以看出，与日本合作，属于反帝反殖，还是属于投敌，确实颇费思量。
从缅甸独立运动领袖昂山的身上，更可以看出当时面对英国殖民者和日本人时两难选择的复杂性。昂山在缅甸人民心目中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被誉为“国父”，他从学生时代就投身反英反殖的民族独立斗争，曾被逮捕，还被悬赏捉拿。担任德钦党领袖后，为了争取独立，他决定寻找外部援助。1940年8月，昂山取了个中国名字唐龙祥，在华人的陪同下，抵达鼓浪屿，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可惜未果。此时，缅甸国内的一些德钦党人已经与日本接上关系，于是，他转而选择了日本，希望在日本帮助下实现民族独立的梦想。
1940年11月，昂山等人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安排下，又取了个日本名字缅田门义，前往日本。在日期间，昂山与日方商讨了“联日反英”的计划。以后，昂山等30人又分别在海南岛和台湾接受日本军事训练，其中还包括后来成为缅甸国家元首的奈温。这些人，缅甸史称“三十壮士”。他们还在泰国曼谷歃血为盟，组建了缅甸独立军，协助日军击败了英军及中国远征军，占领了缅甸。昂山被缅甸人称呼为“将军”，这个“将军”就是日军封的。1943年3月11日，应日本政府邀请，昂山随巴莫等人访日，又被日本天皇授予三级日升勋章。1943年8月1日，在日本的监控下，缅甸独立，新缅甸国建立，组成了以巴莫为首的民族政府，昂山又在其中担任国防部部长。1944年8月，见日本败局已定，昂山转而反日，以他为主席、缅共领袖德钦丹东任总书记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成立，并发布《把野蛮的日本法西斯赶出去》的第一号公告。1945年3月，昂山率缅甸国民军倒戈进攻日军，5月，配合盟军光复仰光。
再看菲律宾的何塞 帕西亚诺 劳雷尔。1942年5月，日军占领整个菲律宾，总统、副总统流亡美国，而绝大部分官员选择与日本占领军合作。在他们眼里，大概在殖民当局那里做事，与在日本治下卖力，没什么实质区别。1943年6月，劳雷尔出任独立准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起草宪法，在9月选举中，他当选菲律宾第二共和国总统。10月，日本宣布撤销对菲律宾的军事管制，承认菲律宾独立，随后签订《菲日同盟条约》，1944年菲律宾还对美宣战。日本战败前，劳雷尔亡命日本，日本投降后，被美国占领当局逮捕。劳雷尔1946年7月回到菲律宾后，不但被赦免，1951年还以全国第一高票当选参议院议员，1959年安然过世。
苏加诺是印尼独立运动领袖，也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上世纪50年代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1999年当选印尼第一位女总统的梅加瓦蒂，就是其长女。在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中，苏加诺曾被捕监禁、被流放多年，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位爱国者和民族主义的斗士。然而，1942年1月初，日军在印尼群岛登陆，日本人不但允许印尼人悬挂自己的红白旗、高唱大印度尼西亚歌、恢复雅加达的称呼，还释放了被荷兰人关押的印尼政治犯，让印尼人担任各级官员。这些政治犯里就包括苏加诺等人。他把日军看成他个人和国家的解放者，日本占领军任命他为首席顾问，他也心甘情愿。1945年6月，他宣布印尼独立建国五项原则，日本投降后，他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并当选为总统。
【反英反殖属于哪一边】
东南亚国家在二战中都曾被日本占领，那些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出面与日军合作，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的选择，但印度并不是二战战场，其著名的独立运动领袖却同样倒向日本一边。
早在1885年就成立的国大党，在整个二战期间一直在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甚至比以前更为激烈，而英国此时正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按我们的历史思维，算是正义的力量，可多年来争取民族独立的印度人并不这么看。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印度，还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
美国学者斯坦利 沃尔波特所著《印度史》第22章开端便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充当了联合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催化剂，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打碎了国家大会党的希望。国家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其领袖人物，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甘地、尼赫鲁，其实还有一位——鲍斯。
1937年的选举中，国大党就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按照尼赫鲁的说法，如今印度只有两个政党：政府和国大党。国大党已经多次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向英国殖民者要求完全独立，独立的趋势渐成。不过，二战中，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的独立大势百般阻挠，其理由，用反法西斯的思维方式看，倒也很充分。那时正值反法西斯战争的关头，应该呼应这一大目标，而且英国还代印度人民作了决定，将印度也加入到对德宣战的一方。然而，国大党人却因此被激怒了，感觉他们很丢脸而且被出卖，因为他们没被征询过意见，也不愿意在没有获得绝对自治的情形下参战。
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签订联合宣言，即《大西洋宪章》，其中称：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这一宣言对印度各界来说，非常振奋，但9月8日，丘吉尔却说，这并不适用于印度、缅甸和英帝国其它地区。这让国大党的领袖们难以忍受。甘地发起了文明不服从运动，掀起要求英国“退出印度”运动，强力推动了独立之势。但这些运动遭到殖民当局的严厉镇压，到1942年底，大约6万多国大党的支持者被捕，还有1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
国大党在英国面临法西斯进攻的紧要关头所做的这些，是有助于反法西斯，还是有利于法西斯？然而，印度就是印度，这里与东南亚一样，其反抗的对象就是殖民者，轴心国对英美各国的沉重打击，反而动摇了这里的殖民统治。
在国大党领袖里，苏巴斯 钱德拉 鲍斯比较激进，所以常常与甘地政见相左，但也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在他的生活中，被监禁、流放的危险始终相随，可以说，鲍斯是一位无畏无惧的爱国者。在看到独立无望时，他转而出国寻求支持，而且把目光放在了英美的敌人德国、日本身上。其实这并不悖情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此时恐怕也只有德国和日本才会支持他的行动。1940年7月，鲍斯化装逃出了监狱，经过阿富汗来到苏联，希望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但没成功。鲍斯又搭上了前往柏林的飞机，在德国，他四处活动，抨击英国，还帮助德国招募印度军团，打击英军。1943年，为了寻求日本的支持，他在东京会见了东条英机，日本答应协助鲍斯，同意印度完全独立。鲍斯组建了印度国民军，并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专门与英美作对。鲍斯还曾率领印度国民军到达仰光，准备在日本军队的协助下，从缅甸进入印度，然而日本败局已定，他才没有成功。鲍斯后来乘飞机失事，死在台北的一所医院里，终年49岁。他去世后，印度人民一直将他作为独立运动的杰出代表，在独立运动中的地位，他长期与甘地、尼赫鲁并列，在他百年诞辰时，印度还发行了纪念邮票。
在东南亚各国，二战期间英勇抗日的主要是共产党和华人。这里的共产党一是受苏联指挥，二是深受中共影响，所以无不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斗争。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华人就开始与中国的抗战紧密相联，七七事变后更是全力以赴，用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中国的抗战，陈嘉庚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日军侵入东南亚后，特意将华人作为自己的敌人，残酷镇压、多方迫害，而且还将华人与当地其他居民区别看待。1942年2月17日，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不久，便以肃清抗日分子为名，强迫18岁至50岁的华人集中起来，逐一“验证”，凡被怀疑为抗日分子的都被运往郊外集体屠杀，这就是有名的“验证大屠杀”。
华人的抗日斗争，一是加入当地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二是自己组织。不过，华人的抗日斗争除了要对付日军外，还要面对其他居民的敌视和冷漠，因为华人在当地掌握大量财富，与其他居民的矛盾由来已久。日军入侵之后，其他居民又多将日本当作解放者，再加上日军对华人的区别对待，更加重了很多人的排华心理。共产党和华人的抗日斗争，事实上一直影响到战后的东南亚局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东南亚共产党、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也引发了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一遇经济、政治或社会事件，便会掀起反华、排华浪潮。这些民族主义者当初既献身独立运动，又曾与日军有过各种合作。所以，在东南亚，独立、民族、爱国，历史上曾长期与亲日、反华相关联。
亚洲还有一个国家也值得一提，这就是伊朗。二战爆发后，伊朗虽然宣布中立，但是巴列维王朝皇帝礼萨汗却亲德。1941年8月5日，苏军进入伊朗北部，同时英国等国军队占领伊朗南部，礼萨汗被迫退位，传位给长子巴列维。1942年1月29日，伊朗和苏英签署三国同盟条约，同意盟军驻扎伊朗，为盟军提供方便，而英苏则宣布尊重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承诺在战争结束6个月内从伊朗撤军；1943年1月，美军也在伊朗登陆，美国宣布也将遵守三国同盟条约。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首次会晤，这就是著名的“德黑兰会议”，中心议题是开辟第二战场，还就战后世界安排磋商，其实就是探讨如何划分势力范围。这一会议影响了二战以后的进程和战后的世界局势。如果身为伊朗人，从伊朗在二战中的遭遇，会得出什么结论？是反法西斯的正义吗？可自己这个非法西斯的国家，而且也非反法西斯的战场，却被多国占领，由于这种占领，在战后领土还险些被分割。
可以说，在亚洲的二战历史中，正义、民族、独立、反殖、爱国、反法西斯等词汇，对各个地方，各民族、党派、群体以及各个政治领袖而言，其概念并不一致，有的还相距甚远。英美等国是反法西斯的主力，可也是殖民者；在遭受德、日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反法西斯是主要，而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里，争取独立才是它们的当务之急。对一些国家而言，维护领土完整、反对侵略是正义；可对另一些原本就没有主权的地方，反对西方殖民统治，显得更为迫切。对属于反法西斯战场的国家，赢得胜利是目标；可对那些不属于二战战场的国家，赶走殖民当局就是最终目的。所以，亚洲的二战历史极其复杂，英美法日等原本在历史中角色十分鲜明的国家，有时却变得模糊起来。二战后的事实证明，那些殖民地独立运动领袖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西方国家确实又卷土重来，反帝反殖的烽火再度燃烧，争取独立的战争重启，民族解放斗争依然风起云涌，其中印度支那三国，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