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税收基本上都用于战争，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毕竟，借公债去打仗、穷兵黩武也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借公债去打仗同让军人直接去山西商人家里没收财产相比，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维持公债需要政府建立一定的信誉，对随意践踏私人财产权就会有所顾忌。在清朝，每次战争都会导致银库库存下降，乾隆在位时很自豪地说，大清的银库有八千多万两库存。八千万两实际上就等于清朝两年的收入，但到18世纪末镇压白莲教时就差不多耗尽。与之相比，近代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权政府，它一年的公债就等于七年财政收入，它的公债依赖意大利不少城邦的银行家，经常以来自南美殖民开发的白银资源作为抵押，这就让西班牙王权的财政不用受制于国会或国内的纳税体系。由此看出，国家能力、政治架构与公共财政有密切的互动关系。
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解释，我从要素价格诱发技术创新开始，再倒推回到财政和金融革命，最后联系到国家的政治架构。最重要的是，与欧洲的高资本价格相比，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例外，其背后可能有更深层的制度与历史原因。当然，把工业革命的渊源直接和财政、金融革命乃至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没有一个简单的结论，更没有一个单一的因果关系。我希望这个讨论能给有关工业革命的老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作者简介】马德斌，1998年获得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日本等多所大学任教与访问研究，现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终身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海外联席系主任，新一届国际经济史学大会(IEHA)秘书长。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以及东亚的长期经济增长、制度与法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比较。在Journal of Eco- nomic History等国际知名经济史学期刊上发表十多篇论文，在海内外出版编辑多本专著文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