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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的遗产:他所铸造的人格只是使人成为人(1)

2016-12-06 10:28:48    中国经营报  参与评论()人

1916年11月8日凌晨,蔡锷因喉结核病逝于日本福冈县九州帝国大学医院。死前口授遗嘱,共计四条,由随侍在侧的蒋方震(百里)等记录并发回故国: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第四条属于谦辞,不得当真,倘若遵行,反而辜负了蔡锷的巍巍功业。对此,蒋方震向北京政府发送蔡锷遗电之后,不忘为其声辩:“……一年以来,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向使蔡公早自知为肺疾,而身不与军旅,自可厚摄其生,以终其天年。乃以亢健之身心,值国家之多难,处僻远则觅医无从,在军旅则调摄无方,无非为今日致死之因。是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而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于边檄为遗恨,其情可哀,其志尤可念也。”年底,国会议决,为蔡锷举行国葬。这是民国史上的首例。

第三条大抵得到了落实。不过这里要说两句题外话。罗督军即罗佩金,戴省长即戴戡。1916年8月,蔡锷离开四川,到日本治病,其四川督军职务由罗佩金代理,四川省长职务由戴戡代理。其实他本不愿罗佩金接任,而属意长期追随他的老同学殷承瓛,然而因罗佩金手握兵符,只好从权。在他看来,罗佩金性情褊急,私心自用,“我预料将来的客军(即参加护国运动在四川作战的滇军)必然要被川人驱逐出境,西南局面,重归纷乱”。结果正如其所言,足见眼力之佳。翌年,罗佩金、戴戡先后与川军将领刘存厚(也是蔡锷的老部下)开战,纷纷告负,戴戡战死,罗佩金下野,1922年惨死于土匪之手。

遗憾的是,最具分量、最关大局、最能体现蔡锷谋国之忠诚和苦心的第一、二条遗嘱,皆被置之不理,或弃若敝屣。话说回来,这两点理念,蔡锷此前屡有表达,遗嘱只是落幕的尾音。以第二条为例。决意反袁之时,蔡锷与其师梁启超相约:功成不在朝,兵败不亡命。后者以示担当,前者以示磊落:他们反抗袁世凯,不是为争权夺利,而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1916年5月26日——此时袁世凯已经取消帝制,护国运动行将大功告成——蔡锷给如夫人潘蕙英写信:“……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引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为疗病计,以适国外为佳。”7月19日,他致电唐继尧、刘显世、戴戡:“……所谓善后问题者,俱易解决。惟关于个人之权利加减问题,最易为梗。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此后他屡屡请辞四川督军、省长之职,除了病体难支,则为践前时之诺:功成身退,不争权利,为国人与后世表率。

蔡锷死后,张元济、丁怀瑾等人的挽联,皆可视为对其遗嘱的呼应。张联云:“为争人格,不得已而用兵,败勿亡命,济亦引退,砥柱中流,先生庶无愧矣;既负民望,宜知所以爱国,首轻权利,更重道德,良药苦口,后死者其听诸。”丁联云:“成不居首功,败不作亡命,誓师二语,何等光明,故一旅突兴再造共和;下无逞意见,上无争利权,遗书数言,如斯深切,问举国朝野奚慰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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