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兰方回忆， 有一次因为要整理野外资料，不能钻被窝，队员们冻得手脚麻木，温家宝和队友们就在帐篷里生火。“结果帐篷太封闭，一氧化碳浓度过高。家宝一氧化碳中毒，后脑勺疼了好久。”
“在野外的考察中，我们要顺着深沟爬至山脊，直到冰雪覆盖的地方。”温家宝在书中描述，从深沟到山脊，多数时候并没有路，“很多时候到达工作地点，直线距离两公里，要走三四个小时。”
兰方说，当年温家宝身体比较单薄，算不上强健，但每次上山他都走在前头。“由于山高缺氧，每走一步都困难，有几次我试图追上他，但终未能如愿。”
马海山说：“当时的野外测量和标本采集，近的地方一个来回要走上一天。远的，要带上睡袋和帐篷，在山上露营。”
马海山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和温家宝曾多次遭遇险情。最危险的一次，大雨下了三天，扎在半山腰的宿营地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一米见方的石头被水流推着滚动，等队员们反应过来，帐篷已经埋到半截。他们救出一个被困的队员，一分钟不到，帐篷就被泥石流掩埋。
“除了野外考察的艰辛和危险，最苦的是搬家。” 刘霄祥说，“做区调，野考面积广大，要不停地迁徙。小搬家一周一次，大搬家十几天一次。一次小搬家几十公里，大搬家上百公里，还要搭帐篷、支炉子。搬家途中，遇到沼泽沙坑，车马陷进去，要人力去抬。”
在马海山记忆里，当时和温家宝一起工作的时候，搬家靠牦牛，跑路线全靠双脚。
温家宝在书中写到，在祁连山区的荒野深沟中，“我经常背着装满石头样品的地质包，一步一步向高山攀登，累了就靠着山崖歇一会儿，然后就继续往前走。我从不敢坐下，生怕再也起不来。”
80岁的任丰寿是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局工作时的同事。他在祁连山搞过勘探，曾任甘肃省地质局副总工程师，退休后居住在北京。
任丰寿说，“那不是走走停停到一个地方旅游。到达考察点后，你要打标本、做记录，那既是体力活，也是脑力活。”
“他是真心热爱这份工作。”马海山说，“我们这个分队工作艰苦，很多人不愿意呆下去，人员流动很大，从1969年到1974年，来来去去近二百人，留到最后的只有我和温家宝。”
接受采访的多位温家宝的老同事都认同一个事情：地质工作很艰苦，但在温家宝身上，却激发出一种向上生长的蓬勃力量。
温家宝在1970年7月的日记中写道，“近来，常跑远路线，几乎每天都要上到4500米以上，经常到4700米，4800米。吃得很多，一天可吃一斤四两，甚至到一斤八两”。在1974年5月的日记中，他又写道，“出野外半个月来，我的体质明显有所增强。脸黑红黑红，胖了一些。”
野外生活枯燥，地质队员们会苦中作乐。“完成一天的工作，收队的时候，大家会一边走一边唱歌。”兰方说，那时候我们唱的最多的是《地质队员之歌》。
兰方回忆，温家宝总是很乐观。在艰苦的环境中以饱满的热情对待工作和生活。有时，骑在牦牛上唱完歌后，还会唱几口京剧，像《借东风》、《打渔杀家》等。
温家宝在书中也提到自己唱歌的事：“有时，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我一边走一边唱，把从小学会的歌曲都唱上一遍，空旷的山野，只有我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山怀抱着云，云环绕着山，山在云中若隐若现，变幻无穷，神奇奥秘，宛如仙境。”看到温家宝在书中这句话，一位老同事有些费解：“在山上那么苦的日子，怎么在他的回忆中这么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