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使是“想象的禁区”，编辑在出版过程中也得小心翼翼。选择“平和”，不“刺激人”的推荐语，比如《科雷马故事》封底：“他讲述无尽的痛苦，以他自己不妥协的真实——他唯一的武器——使人们对这个曾经生活在地狱里的人顿生怜惜，肃然起敬。——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倾向于文学价值，而不是批判。
所以，古拉格这类书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特色，设计寡淡，没有名人推荐，也没有什么营销活动，译者默默地翻译，编辑静静地出版。
有时候，编辑也会有着自己的小心思来含蓄地表达。比如魏东特意在《科雷马故事》的封面用红色字体放着“醒目”的一句话：“劳动是光荣豪迈而英雄的事业。”这句话曾刻在苏联所有劳改营门框上，魏东将其突出出来，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不出错”成了出版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因为这种警惕，甚至像《追风筝的人》这种通俗畅销小说，在出版前也转手了好几家出版社，大家害怕里面牵涉到苏共、伊斯兰等所谓敏感话题不敢出版，其中有专家评审还挑出了100多个政治错误。
一些被采访对象说，现在的人都会“自我审查”，因为“大家都怕失去这点儿既得利益”，要“显得很乖”。
魏东倒是有积极乐观的一面：“我们现在尽量地在尝试，出现问题就出现问题，没出现问题就没出现问题，也没有明确的线在那里。”
巧合
在解释这些书的出版缘由的时候，编辑们认为“其实是一个巧合”。
但陈丰不这么认为，“这是对当下的一种参照。中国的事儿不说，那就说别人的事儿，说别人历史上的事儿。”
不过这样的想法，魏东和吴晓斌也是有的。
在《古拉格之恋》之前，吴晓斌做的更为有名的是和《古拉格之恋》同属“理想国译丛”，也是同一个作者的《耳语者》。这本书在2014年一经出版，就引发了强烈关注，被众多媒体排行榜和知识分子列为当年十大好书，发行量达5万册。
《耳语者》是“理想国译丛”的第一本书，该译丛现在已经出到第17本，内容大多是历史与政治的话题，其中好几本都是苏联和东欧的题材，如《布达佩斯往事》《苏联的最后一天》等。而这套书出版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希望自己通过他者，尤其是和中国相似的苏联和东欧，来反思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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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拉格之恋》类似，《科雷马故事》属于“文学纪念碑”丛书的一部分。该丛书自2011年出版第一本《纳博科夫传》以来，现已经出版了19本，内容集中在俄罗斯文学的非虚构领域，包括回忆录、日记和传记等。像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捍卫记忆》、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第二本书》等都在此列。“我们不能很随意地谈论我们自己那段历史，大概就是通过这些作品，关注这样一种题材。”该丛书主编魏东说。
陈丰提及《古拉格气象学家》里的一个细节，气象学家范根格安姆本来是和太太约好去看歌剧，结果他太太一直等不到他来，他就失踪了。几个月后，他太太才知道他被秘密警察组织给抓走了，原因则是莫名其妙的“里通外国”。
“这种东西挺让人毛骨悚然的，一个普通人安居乐业，好好的，说没就没了”，陈丰说。这些书的话题离我们也并不远，“文革期间那么多人划清界限，夫妻离婚，这种事情太多”，吴晓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