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问我是不是有地方要修正，我可能可以给你列一个表来告诉你这本书哪里哪里不完善。比如，我认为我可能过于偏重阶级这个因素。女权主义者批评我没有给予家庭的因素足够的重视，工人阶级主体性在家庭中的塑造。我的重点放在学校上。我想如果另一个人从头写一本这样的书，性别关系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也有人批评我太聚焦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也就是书中的“家伙”身上。那些顺从这个体制的人在哪里呢？女工在哪里？我想这些批评都是不太合理的，因为这本书用的是民族志的方法，你需要深入地、长期地研究，你只能聚焦在某一点。
早报记者：男性气概（masculinity）在你的书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你认为工人阶级的男性气质有什么特殊性？
威利斯：你说得没错，男性气概是《学做工》一书很重要的主题。我依然认为我是男性气概研究的早期学者之一，尽管我很少得到这方面的肯定，但我很早就意识到男性气概是一种象征结构，我把男性气概看成一系列的可能性，或漂浮的能指。我不认为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男性气概。
英国的男性气概必然不同于中国的男性气概，更重要的是，不同阶级的男性气概也不同，所以这些不同的男性气概符号、实践、观念都是在特定的时段、地方被体现的。这也引导我把男性气概的概念更细化到一个具体地方的具体人群里，他们是如何展现自己的男性气概的，如何界定何为男人。
在《学做工》里，我想说的是男性气概是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写这本书的1970年代，那时正值英国工人阶级黄金时代的末期，当时的一个巨大阶级差别就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而这是我研究中的“家伙”们理解男性气概的方式（在《学做工》一书中，这些人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才是有男人味的，而那些书呆子则没有男人味。——记者注）。如果按照别的标准来看，他们的工作是不体面的、工资又低。但通过把自己的体力劳动解读为有男人味的，他们为自己的劳动赋予了尊严。
“要和工人阶级保持联系
而不只是做学术研究”
早报记者：在《学做工》里，你批评了一种看法，你认为“西方工人阶级文化正在以某种方式实验未来”这样的观点是浪漫主义的，为什么？
威利斯：这个问题很大。我认为工人阶级处于一个暧昧的位置，他们受到资本力量的宰制与压迫，劳动与集体生活等等都是知识资源，但是西方工人阶级并没有把自己与理论化的知识、教育资源连接在一起。（在《学做工》一书中，他们鄙视脑力劳动，轻视理论知识，重实践。——记者注）
如果你看象牙塔里的所有这些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社会主义理论——它们不是来自工人阶级的，它们是关于工人阶级的。西方工人阶级的经验并没有形成一种自己的体制化的知识。相反，工人阶级最容易被消费主义或其他资本主义的扭曲所蛊惑。
早报记者：在一次访谈中，你提到写完《学做工》后，你会把书给你的访谈对象看，是不是因为你强调来自下层的创造力？
威利斯：没错，但这一直是非常矛盾的。我可能是最早把自己的研究发现分享给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家之一，现在这样的做法当然已经司空见惯。当时我的想法是要把研究和行动结合在一起，我感到我有责任把自己的研究分享给他们。这是一种集体合作的项目，我们以民主的方式来讨论，什么是当下有用的知识，这些知识如何能在以后具有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