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很难说这样的做法是成功的，你有没有读书中的“补充访谈”这部分，第一部分的民族志他们都感兴趣，但第二部分的理论部分，他们就直接跳过了，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学术训练，不知道怎样去对前面的民族志解码。这就是矛盾，就像我们刚才这半小时的对话，中国的工人阶层是否能理解？但我们不该放弃这样的努力，教育的重要性不应该被低估。
许多失业的工人会重回学校。在我家乡的高校，有一个项目就有4个失业工人会来，他们很费劲地理解专业化的知识，也会给出回应，也会写信给我，分享他们阅读《学做工》的体会。所以永远永远不要放弃这样的可能性。我不能说我当年做的是成功的，但我还是希望《学做工》可以对工人有用，而不只是对学术界有用。
早报记者：在一次访谈中，你说“如果文化研究在早期阶段就让民族志成为主流，而不是分裂成好几个意识形态阵营（女性主义、后殖民、后结构主义等等），那么今天文化研究可能早已经成为成人教育的形式了”。我很好奇文化研究在今天如何像早期那样成为一种公共教育、成人教育？
威利斯：永远不要忘记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当时就积极参与到工人教育、成人教育中，理查德·霍加特创立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雷蒙·威廉斯也写了很多引领我们的著作，E.P. 汤普森写了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他们都深入到工人中，参与到工会政策的制定中。至少在文化研究的早期，对于教育的理解是更宽广的。
当年我在文化研究中心读博士的时候，也深深地意识到要和工人阶级保持联系，而不只是做纯粹的学术研究。我们希望知道什么样的知识是有用的，然后让它通过体制性的力量来让知识产生社会作用，尽管是非常理想主义的。这是文化研究的起源，但现在已经完全丢失了。文化研究变得越来越学院化、学科化、体制化、专业化、碎片化，现在说到文化研究，可能有20种文化研究的分支，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学科跟文化是没有关系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方面我们确实做到了，我们把大众文化变成了大学课程，当年引领学生运动的鲍勃·迪伦现在拿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文化研究已经抛弃了工人阶级。
然而，我认为早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民族志。因为在民族志那里，受支配的人群，不论是工人，还是女性、黑人，都可以把很多问题放到台面上来讨论，什么是他们面临的矛盾，什么样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民族志不能使他们成为非常专业的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学者来说，呈现一种可以被认知的图景来说，民族志有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民族志不能成为那些受支配的人自己的知识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