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电影

中国电影――一个东方故事

　　本世纪初的电影，对于生活在东方最大的国际商埠的上海人来说，似乎不过是茶园戏馆新时兴的“西洋景”而已，连他们也没意识到中国人已经找到了能够有效负载中国现代精神的新型大众传寻方式。早期中国电影是上海“弄堂文化”的产物。所谓“弄堂”，则是上海各阶层人士、南北各方移民高度密集、混合居住的特殊社区。它既是移民文化的总汇，又是雅俗文化的交汇点。作为充满活性的上海社会结构体的细胞，弄堂社区的亚文化就好比集成电路块，既繁星般地点缀着各色文化元件，又将五光十色的都市移民熔焊成整个板块，从而催生出作为都市社会中介的广大市民群。上海的“弄堂文化”可谓是中国早期电影的灵魂。诸多电影公司的办公地点甚至制作场所往往都设在弄堂内或弄堂的街面房子里，电影从业人员也几乎都生活在里弄中，有不少还是亭子间的房客。里弄居民的流行文化－海派京剧、江南戏曲、广告戏报、通俗小说、流行小调、社会新闻――都是中国早期电影取之不竭的艺术营养，涵盖各阶层的广大都市市民群更是钟情于中国电影的忠实观众，这正是中国电影长期以来敢于和长驱直入的好莱坞电影分庭抗礼的秘密所在。

　　30年代后，接受西式教育洗礼的现代中国文化精英全面进入影坛，不但看电影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而且拍电影成为了他们的职业和事业，从而扭转了中国电影的文化与艺术方向。与现代“世界电影”――实际上是西方电影――“接轨”的意识逐渐占据了中国电影人艺术观念的主体，电影同时也肩负起“启蒙”与“救亡”的民族重任。抗日战争的弥天硝烟打乱了中国电影发展的自然进程，内地与上海电影制作中心并存的多元的艺术格局业已形成，国营的制片机构也开始大规模拍片。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于国营电影制牌厂大院内的新电影艺术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割新了与鲜艳的电影市场的直接联系，但也创作了一批文化与艺术含量甚高的经典电影。“文革”狂潮将意识形态化的电影创作推向了极致，却也造就了它的掘墓人。“文革”后觉醒了的“知青”一代，成为开放了的中国社会最为活跃最富创造力的部分。在影坛的代表便是所谓的“第五代导演”。他们以“学院派”同学“集团冲刺”的造反精神掀起了长达数年的中国新电影运动。然而在他们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现代镜头语言背后，仍是以“文化寻根”的寓言表述出来的“五四”的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话题。 9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飞沫中，一批都市“流浪者艺术家”，犹如80年代的“知青族”，正活跃于影视创作的第一线。各重点高校纷纷开办影视专业，从而将高文化素质的群体引向影坛。数字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得电影制作工艺的操作目益简易化、世俗化，中国电影人的主体正由“学院派”向“业余导演”的时代转化。而对已经在地平线上的高高升起的网络文化的桅杆尖顶，在电视和电脑前长大的一代“新人类”，正在以一种作为视觉交流体系的现代影像感重新审视电影艺术，迎接视听媒介一体化的21世纪。（文：陈山）